三、爱国与“国民之自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命途多舛。这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爱国热诚；但是，另一方面又令意志薄弱者常生悲观之思。惟其如此，在近代史上，强国梦与亡国论，复又交织并起。梁启超难能可贵，即在于虽经历了千辛万苦，对中华民族的必定复兴，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梁启超认为，国家与个人然，“生于希望”。人生有两世界：就空间言，有实迹界，有理想界；就时间言，有现在界，有未来界。前者属于行为，后者属于希望。“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卷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故人类胜于禽兽，文明人胜于野蛮人，就在于“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9] （之四，P25）。抱希望愈大，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健。越王勾践与摩西的故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6] （之三十七，P12）所以，爱国者必当是对国家的复兴抱无限的希望者。“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6] （之二，P13）他的《论中国之将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大中华发刊辞》诸文，无非对此无限之希望，三致意焉。但梁启超没有停留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智慧并不亚于西人等等的铺陈，其独到之处，是揭橥了“国性”说，以为立论的基础。他指出，国有与立，中国历时数千年，生生不已，本身已说明它久已浸成了独有的“国性”。所谓国性，虽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但其具象于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中，仍依稀可辨。它沟通国人的德慧术智，纲维国人的情感爱欲，成为凝聚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遭瓜分之祸，多缘内部分裂，而分裂的原因无非有三：“国内种族相争”、“国内小国相争”、“国内宗教相争”[6] （之四，P68）。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的时间短，其人种地势与宗教皆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外人实无隙可乘。“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借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故“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6] （之三十三，P86）。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上就是指“民族精神”，他的论述未必精当，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惟其如此，梁启超对持“中国必亡”论者，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持是论者愤世嫉俗过甚，不仅颓然自放，且涣散人心，为害甚烈。“质而言之，则持中国必亡论者，即亡中国之人也。”[6] （之二十六，P35）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反对“自杀主义”。尽管在他看来，忧愤自杀与持“中国必亡”论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志行薄弱之表征”。不自由毋宁死，固然是对的；但是，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中国正需要更多的仁人志士，以唤醒行尸走肉之辈，“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自杀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自杀”[9] （之二，P90）。为此，他大声疾呼，表示愿就以下的抱负，与真正的爱国者共勉：微论中国今日并未亡，即令已亡，国人也当继续奋斗！若国土为外人占领过半，则当学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则当学19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国并吞，则犹当学蒙古时代的俄罗斯人与今日之匈牙利人。应当坚信，有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同胞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吾侪其忍更颓然自放以掷此至可贵之岁月也。呜呼！吾音哓而口瘏，吾泪尽而血枯，不识国中仁人君子其终肯一垂听焉否也。”[6] （之二十六，P35、50）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如果说，这还毕竟是对外的公开言论；那么，晚年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表达的同样情感，就应当说，其真诚愈加令人感动了：“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败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11] （P1114）这是他去世前两年说的话，可以说，他是不屈不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梁启超用心良苦，不仅自己奔走国事，不屈不挠，而且为激励他人，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国之武士道》、《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文，刻意表彰中外历史上的爱国者。他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9] （之八，P1）。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他则强调说，建国前的意大利与中国现状相若，甚至还不如我，故其三杰最值得国人效法。意大利何以成功？“岂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群走集旋舞于其下，举天下之乐，不以易祖国之苦，举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国之乐。人人心目中有祖国，而祖国遂不得不突出，不涌现。”“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其视国事“无所谓艰”，“无所谓险”，“无所谓不可为”，生死以之而已。所以，只要国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则吾中国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9] （之十一，P1、57、2）。 应当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晚清还不免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他对包括田横、申包胥、张骞、赵武灵王等人在内的中国古代人物牵强附会式的颂扬，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入民国之后，则显然愈趋理智、开阔与深沉。这主要表现在他进一步将爱国论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从而展现了新的境界。 1915年，梁启超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文中，最早提出了“国民之自觉心”这一概念：“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6] （之三十三，P41、5）其后，他一再强调这一概念。总括起来看，梁启超所谓的“国民之自觉心”，其内涵主要有三：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二，其一就是让国人从此懂得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便“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6] （之三十七，P2）。他在早年就已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所谓“世界主义”，是“万数千年后”的事，在现实中，国家毕竟是竞争的最高团体，所以“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9] （之四，P18）。梁启超已涉及到了爱国与“博爱主义”、“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问题，但他显然是在强调后者仅是遥远的理想，重要的是要爱现实的国家，故不及固然是野蛮，超过这个范围而奢谈爱，也是荒谬的。这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危若累卵的近代中国，自有其合理性，但其存在偏颇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期梁启超再次论及这一问题，但其前后之见解，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在国家面临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之际，“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9] （之二十三，P20、21）。故须知合群爱国。所谓自觉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全体中国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我们是“‘整体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9] （之二十二，P2、3）。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反对“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的“不健全之爱国论”，即一种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9] （之三十二，P18、19）。要言之，所谓“国民之自觉心”，就是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6] （之二十六，P150）。“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9] （之二十三，P21）梁启超显然注意到了爱国与“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但其强调的重点，却是在提醒国人要摆脱“不健全的爱国论”。现在，他强调，自觉的健全的爱国论，就是主张“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即讲爱国同时就必须具备世界的视野与助益全人类的胸怀。由是观之，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显然大为深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