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惟其如此，志士继起，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思想敏锐，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这又决定了他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其政治论相一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指导，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后，梁启超的爱国论复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并寄语新青年，从而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愈加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一、从《说群》到《爱国论》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在欧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但民族意识却是很久以后来才出现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一个人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他家乡地区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话），才是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教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教会就是国家。”[2] （P45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对神的解放，从而也使人们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即转移到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时，开始认识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愈益增长。但是，只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近代民族建国的新时代。所以，G.P.古奇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3] （P11）与此相应，公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最终由封建王朝转向民族的国家，即浸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4] （P89）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仅是康有为的助手，但他对于西学的感悟能力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维新派倡言变法图强，固然是将变革封建政治与民族救亡相统一；而“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则表明民族主义乃是他们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发出的最强音。维新派高扬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无疑是“合群”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 （P172）梁启超也曾指出：“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6] （之二，P3）在这里，“合群”的理念已内含近代爱国的意蕴。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内，维新派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盖出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反复三致意焉”，且明确强调“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7] （P1321、1394）。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康有为于《天演论》极为推崇：“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8] （P42、43）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合群”说并未全然照搬《天演论》，对于其主张“择种留良”尤其不以为然，着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强群体固结本来的意义。这是康有为的特殊之处。但是，康有为对于“合群”说毕竟并未作系统的阐释；相反，追随乃师的梁启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变法通议》之后，却“又思发明群义”，在整合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的主张与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础上，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6]（之二，P3），虽然最终仅完成了《说群·序》，却有力地将“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意蕴，进一步丰富和凸显了。 梁启超借助西学关于“吸力”、“拒力”；“爱力”、“离心力”；“六十四原质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离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绎“群理”。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国乃合群的结果，“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即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国。其结果是一盘散沙，有四万万之民，即有四万万之国，实则为“无国”。天下有列国，故有己群与他群的分别与竞争。善治国者，必须懂得君民同为一群中人，善于“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要言之，所谓“合群”，就是要使国人万众“一心”；所谓“亡国”，就是“土崩”与“瓦解”，即“离群之谓也”[6] （之二，P4、5、7）。梁启超所谓的“说群”，就是要揭示国人当超越个体，以群体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全体国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显然，在梁启超的文中，“爱国”一词虽未出现，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已是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