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之嬗变转承，起伏迂回，藉时代潮流而推移奔放。然千里垂泻，自有滥觞源头；波涛汪洋，必有进趋方向。是以观察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或见众流庞杂，端绪纷繁，而其终当须把握总体之动向，自可易见影响之结果，甚至尚可探测未来之趋势。嘉道之际，晚清中国正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晚清湖南学术思想正处于这一转变之机，它不仅受清代学术演变的影响，亦深受湖湘文化传统学术的影响。 一 从学术演变之实际看，清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者，主要有汉学（古文经学）、宋学、今文经学三派。有清三百年间的学术演变阶段，大致如皮锡瑞所云：“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经学”[1] （P341）。 清初，适值“天崩地裂”的明亡之后。国家的乱亡，社稷的倾覆，生民的涂炭，个人的颠沛流离，接踵而至的巨变，震撼了一批正直的士大夫，促使他们在尘埃落定之时对政治、历史、学术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对封建末世种种弊端有深切的了解，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更有切肤之感。他们痛定思痛，愤激地把明之覆亡归因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2] （P73）。总结理学数百年发展历史及基于明亡的历史反思，跻身新朝的汉族官僚学者们一改晚明尊崇陆王之学风，重新强调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他们提出：“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3] 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经陆陇其辈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以朱学获官卿相而推波助澜。他们一方面积极向皇帝和满洲贵族鼓吹理学思想，传播儒家学术，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讲学论道，向士人和民众宣传程朱主敬躬行之学，缓和汉族群众的反抗情绪。“崇朱黜王”所以成为清初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还同康熙帝对程朱理学的重视和抉择有着直接关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先贤之列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清廷广为刊布颁行御篆《朱子全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这样，程朱理学借助于清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从宫廷到民间，形成一股复兴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程朱之说复行于世”[4]，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清初理学思潮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学术原则，在理学学术发展史上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它对程朱学说的阐发，尤其是对主敬躬行的特殊推崇，在当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然以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遁居山野的明朝遗民，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宋明理学施以最猛烈的批判，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明道救世”。顾炎武批判理学，是将理学分为古今，把古之理学纳入“经学”，而将今之理学归入“禅学”，认为两者都必须正本清源，“以务本原之学”[2] （P90）。同时，他又十分推崇汉儒，以东汉的经学为指归，以改变当时的士风。黄宗羲也强调研究学术应该“要以六经为根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顾炎武等人通经致用的学术态度和注意探究本原的治学方法，在清初形成了颇有生气的汉学传统。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在这种学风的濡染下，应用“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2] （P73）考据与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清代汉学的新局面，打破了宋学的独尊地位。同时，汉学家也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舆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顾炎武等人这些崇实黜虚、通经致用的主张，无疑为汉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强化，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实行，到了康熙中叶以后，统治者对汉学也采取怀柔和高压的政策，既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在先，行拉拢之策；又大兴文字狱于后，取高压之手段。于是士人逐渐放弃汉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沉湎于古籍的考订和辨正，汉学开始向单纯的考据学方向过渡。阎若璩、胡渭就是这种学术转向过程中最具有代表的学者。他们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勤学苦钻、学识广博的特点，对古代经典进行了缜密而周详的考证，而摒弃了其“经世”宗旨。其中，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颐所献、为唐宋以来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之伪；胡谓著《易图明辨》，考订宋儒信服的“易图”乃五代道士陈抟的伪作。他们开了辨伪学之先河，树立了考证的典范。在阎若璩、胡渭等学者严密辨伪考证的影响下，理学的权威更加失坠，新的学术路径进一步开拓，学者自然群起响应，趋之若鹜，汉学之兴已然指日可待。 清中叶在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上空前稳定，经济上有长足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乾隆既重视武功，也强调文治，他命令在全国搜书、征书，编纂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时间，南北各地编书、校书、刻书蔚然成风，致使书院林立，学者辈出。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也迫使更多的学者埋头于对经书的训诂和注疏。此时的学者们大多继承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强调读经、重视实证、由文字音韵以通经的治学方法，更加崇尚汉代的古文经学，汉学至此到鼎盛而成为显学，风靡朝野。所以，汉学又往往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这一时期习汉学者蔚然成风，“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5] （P128），形成“汉学专制”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