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晚清社会思潮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思潮按照逻辑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资料丰富，观点新异，在一家重要杂志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种论著辗转抄录，不下数十篇，这些文章观点千篇一律，几成定论，直到现在尚无人就此提出质疑。笔者仔细推敲，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容易产生歧义，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一 “经世致用”的提法值得商榷 “经世”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大致有三种涵义：一是时代经历，例如，“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以至于今”（[1] 卷二十）。二是经历世事。这两种涵义与本文探讨的内容无关。三是“经理世事”或“经纬世事”，都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与“经济”、“经世济民”等词义相近。“经世”一词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尚未出现，在先秦诸子学中也很少使用，只有《庄子·齐物论》使用过一次：“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贬。”这段话中的“经世”一词，有人将其注释为经历时代，有人则注疏为“经纬世事”。“经纬世事”即“纬人伦而经世道”，可以理解为治理国家，涵义非常明确，历经2000余年而不变。查阅中国历代正史，包括《清史稿》在内，“经世”一词在二十五部史书中共出现204次，除了5处是指“时代经历”之外，其余各处涵义均为“经纬世事”。在此不便一一列举，现按时间顺序将列入正史的各家史书出现“经世”一词的地方各举一例，以为证据。 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2] （卷87，列传77） 段，业儒生，才非经世，权臣擅命，制不由己。[3] （卷一百二十六） 安不忘虞，经世之所同；治兵教战，有国之恒典。[4] （卷五） 粲，位任虽重，无经世之略，疏放好酒。[5] （卷一） 侨栖仁于东里，凤晦迹于西堂。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愿托水而麟藏。[6] （卷十三） 服勤农桑，以供军用，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7] （卷二十八） 庄，字思敬，器量贞固，有经世之才。[8] （卷四十二） 铎，有经世大志，以安邦为己任，士友推之。[9] （卷一百六十四） 度，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作《诗书周礼说》。[10] （卷三百九十三） 其于先玉经世立法之意，寥乎廓哉！[11] （卷四十三） 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12] （卷三十三） 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13] （卷一百五十三） 博闻约取，究心经世之学，名藉甚。[14] （卷二百九十一） 从以上列举的史料来看，“经世”一词的涵义是确定的，都是形容某人是否具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抱负，都是强调一个人的政治素养，只有清代作者把它提升为一种专门的学养，即“经世之学”。我们在阅读这些史料时，尽量联系上下文，不仅没有发现一处与“致用”一词直接相连接，而且也无一处需要表达类似“致用”之涵义。晚清时期关于“经世”一词的用法如同先前一样，也没有明显变化。例如，姚门弟子管同思想保守，他把一切国外事物都看成是“奇技淫巧”，主张坚决排斥，后世作者仍然认为他怀有“经世之志”[14] （卷四百八十六）；江忠源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悍将，评论者明确指出他“究心经世之学，伉爽尚义”[14] （卷四百七）；薛福成属于早期改良派，人们说他“喜为经世之学”[15] （卷十三），如此等等。 “致用”的原意是“尽其功用”。《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用。”后来词义转变为思想付诸实践，例如，理学家主张“读书务明理以致用”。在正史中“致用”一词共出现39次，早期史书中的“致用”多为“尽其功用”，晚期则为“付诸实践”。“致用”与“通经”相联系，大约开端于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序中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6] （卷五十）宋、元、明时期理学家开始强调“穷理致用”[13] （卷一百八十五）。清代汉学家积极提倡“通经致用”，他们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精通经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致用”。“通经致用”，这是清朝人的习惯用法。“通经”是精通经义，“经世”是“经理世事”，各自涵义至少在正史中是非常明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多数学者在使用“经世”这个词语时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有的论著没有认真界定“通经”、“经世”与“致用”的基本涵义，人云亦云，往往将“经世”写成“经世致用”，再把“经世致用”与“通经致用”混为一谈。（注：例如，有人这样说：“道光帝即位之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方面整饬内政，一方面呼求经世之才的出现。他认为‘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指出‘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因此反复强调‘士不通经，不足致用’，也积极提倡经世致用。”（李志茗：《清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