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马礼逊来华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为适应中国社会，新教传教士采取了多种传教方法，医学传教即是其中的一种。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第一所教会医院后，教会医疗事业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发展。民国初年，它发展到拥有医院330所、诊所223所[1] （P652），另有医学院校10多所。在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的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外交方面，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传教与晚清教案、医学传教士与晚清外交、医学传教与民国对外交涉。关于医学传教与晚清教案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本文仅就后两者作初步探讨，以求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的关系。 一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除外交人员直接从事外交活动外，许多来华外国人也直接和间接参与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正如晚清时论所言：“夫公使署者，实国家在外交涉之府，然交涉之事，非独在公使署也。欧美诸国之于外交，必有一大秘府，而秘府之用，盖因各国种类不同，所以上下通情，相助为理。何为秘府：曰教会也、学堂也、医院也、文武教官也、顾问官也、各种事业家也，凡此所以赞成公使所未到，而为外交之一大秘府也。”[2] （P280）从中可见，以教会医院为依托进行活动的医学传教士与晚清外交有密切的关系。 医学传教士是传教士中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行医的缘故，医学传教士可以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许多医学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有较好的掌握。正因为如此，有些医学传教士卷入晚清外交，有的还成为职业外交家，对晚清外交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一些医学传教士通过充任本国的领事或外交官直接参与本国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有的则以间接方式影响本国对华外交。在充任本国领事的医学传教士中，美国的麦嘉缔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华期间多次担任美国驻华领事职务。他认为，“传教士的职业并不能免除他作为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3] （P499）；[4] （P196）。1844年，麦嘉缔到达宁波进行医学传教。他很快掌握中国语言，并与当地华人结成了较好的关系。1854年，美国公使麦莲认为麦嘉缔“是一位聪明的医务教士，他代表同胞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当所有外国人的生命面临危险之际，他以睿智的行动使他们安然无恙。因此我认为他适宜作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直至已被任命为领事的布瑞德利（Bradley）先生到任为止……他的忠告与权威足以防止宁波美侨与那些不守法的人之间发生任何误会”[5] （P37）。此后，麦嘉缔任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1862—1865年，麦嘉缔曾担任驻烟台领事。1872年，麦嘉缔应美国驻沪总领事之请担任领事署的翻译和混合法庭的美国陪审[4] （P158）。1877年，他又在美国上海领事署工作过。 另外，医学传教士费熙曾任美国上海副领事，玛高温曾任美国宁波代理领事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曾充任本国领事的医学传教士都是美国的传教士。因为，美国起初不太重视对华外交，不仅领事制度不健全，而且熟悉中国情况的外交人才更少。 在参与本国外交的医学传教士中，成为高级外交官的只有伯驾一人。作为第一个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伯驾不仅对中国语言有较好的掌握，而且对中国社会了解较多，因此被称为“中国通”[6] （P150）。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想参与中英外交，曾向林则徐提出由他向中英双方进行调停。林则徐没有同意，但请他翻译过滑达尔的《国际法》[7] [P635）。伯驾在华的活动和影响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1844年，美国准备派遣来华使节，向美国商人咨询人选，一些美国商人都推荐伯驾，认为他是最佳人选。由于其他原因，后来派遣来华的是顾盛。 中国地方官员在顾盛来华时对伯驾也相当看重。1844年，程矞采为阻顾盛进京，因伯驾“久在粤东，粗通汉语汉文，颇见信用，当即派委永安县知县钱燕诰，传同吧驾（即伯驾）往见福吐（即顾盛），探询来意，相机谕阻”[8] （P2805）。但是，清政府的重用并没有改变伯驾为本国服务的态度。顾盛一到中国就聘伯驾为翻译官，从此伯驾出入于宗教与世俗之间，在行医传教与中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44年，伯驾作为翻译参加顾盛与耆英的谈判，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有很大影响。条约中关于设立教堂、医院的规定就与伯驾有关。当时参加谈判的潘仕成的父母生前都是伯驾的病人，耆英等人都曾接受过伯驾的治疗，谈判中“潘仕成主动提出在条约中加入一条，允许在各通口岸设立殡葬之地、医院、教堂”[9] （P253-254），潘仕成的这一建议后来被列入《中美望厦条约》的第17条。鉴于伯驾在外交中的作用，顾盛在回国时照会耆英：“嗣后所有贵大臣照会，或朝廷公文，或大皇帝玺书，并朱批望厦所定条约，均交幕宾伯驾收接。本大臣所有照会书函，嗣后亦必幕宾伯驾经手寄发。”[10] （P59） 1844年，伯驾在顾盛回国后以美国驻华副使的身份参与中美外交。伯驾从事外交活动引起了公理会的不满，1845年公理会致信伯驾终止对他的资助，其理由是“他的工作几乎全放在了行医上”，还有一个原因信中虽没有提到但却暗示到了，即“他从政府那里拿薪水”[11] （P94）。伯驾寻求申辩，未能成功。但是，1845年后，伯驾并没有离开医学传教界。1845—1847年梁发在伯驾的医院里“常跟着伯驾医生向来就医的众人作简单的演讲”[12] （P107）。1846年，义华业来华后，伯驾又辅助他从事中美外交。1847年义华业在华病逝后，伯驾担任驻华副使。在这期间，他处理了罗孝全赔偿案等中美交涉。可见，1847年以前，伯驾仍然是在行医传教的同时进行外交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