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

——“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

作 者:

作者简介: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所长兼日本·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国际观察

内容提要:

历史是现实的背景,现实是思想的实现。因此当我们今天以热诚之心讨论亚洲一体化的时候,就有必要对“亚洲一体化”的思想作一次追溯,回顾历史上亚洲人的“亚洲观”,以了解亚洲现状的“思想背景”。又因为中国与日本是亚洲大国,梳理中日历史上的亚洲观,认识其源流,明晰其本质,辨别其同异就显得十分重要。冈仓天心、井上圆了、大川周明、桂太郎等人是日本历史上所谓“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而章太炎、孙中山则同样显示了对于二十世纪亚洲前途的深切关注与期待。将他们的思想作对比性的排列,也许可为今天“亚洲一体化”增添有益的思想历史的话题。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字号:

      亚洲应该“寻求共赢、促进发展”。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已越来越清晰,正在从概念逐步变成现实。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中国与亚洲人民一道努力促进这个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亚洲的发展潜力是可实现的和可持续的,亚洲有能力创造共同繁荣。亚洲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希望。因为历史文化渊源的近似性,亚洲国家对本地区具有深深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历史是现实的背景,现实是思想的实现。当我们今天以热诚之心讨论亚洲一体化的时候,有必要作一次“思想考古”,回顾历史上亚洲人的“亚洲观”,以了解亚洲现状的“思想背景”。又因为中日同是亚洲大国,梳理中日历史上的亚洲观,认识其源流,明晰其本质,辨别其同异,就显得十分重要。冈仓天心、井上圆了、大川周明、桂太郎等人是日本历史上所谓“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而章太炎、孙中山则同样显示了对于二十世纪亚洲前途的深切关注与期待。将他们的思想作对比性的排列,或可为今天“亚洲一体化”增添有益的思想历史的话题。

      一、近代日本的亚洲观

      1.冈仓天心的“亚洲觉醒”论

      对文化亚洲主义产生卓越贡献的是冈仓天心等人。冈仓天心原名觉三,生于横滨,著名的美术评论家与思想家。188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入文部省。1886年被派往欧美考察西方美术。1890年创设东京美术学校,为校长。他主张国粹,致力于日本绘画的民族化与近代化,与当时活跃一时的国粹主义者产生深刻的心灵沟通。他在《东邦的理想》等书中提倡文化的亚洲主义。他的这本书写成于印度旅行的途中,特殊的写作环境使本书表现出对亚洲命运的深切关怀。

      他在所著《亚洲的觉醒》中表现强烈的文化亚洲主义思想。他说,“儒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性是自制的与非侵略性的”。儒教是“亚洲之心”,亚洲人因学习孔子之教,将热爱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张“种族宿命”思想,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希望遵从孔子之道,使亚洲脱离战乱,走向和平。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

      他承认西洋曾教给日本许多有益的东西,“然而不可忘记给我们真正的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正是亚洲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在亚洲的有数的孩子中间,我国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我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应当为此而高兴。”

      他承认日本是亚洲的孩子,具体而言是在接受儒教思想的乳汁哺育后成长起来的民族。他觉得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日本,日本是亚洲最好的孩子,是将儒教思想领会最佳、运用得当而达极旨的民族。他也为亚洲的前途与命运担心,觉得作为东洋一隅的日本,其国民正在努力应付随近代社会而来的种种“急务”,且还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但其对于未来是自信的,因为日本已经从昏睡中起来。但印度与中国还在昏睡之中。假如此两国不醒来,亚洲纵然有日本一枝独秀,也终为长夜无见黎明。他说:“‘亚细亚的长夜’曾经使我国昏睡不醒,……知识长进与社会的进步在无感觉的空气中窒息。”

      他指出,亚洲的长夜源自于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犯,愚昧的游牧文化使中国文明进化受阻。他对蒙古统治亚洲的历史深恶痛疾,表现了他独到的亚洲进化史观。他说:“亚细亚的颓废源发于蒙古人对亚洲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当我们想起因蒙古袭来所带来的文明的黑夜,我们将更觉得支那与印度的文明是如何的熠熠闪光。”

      他呼吁西方应该了解东方。西方能从广阔的领域与众多的渠道了解情报,但今日还是对亚洲抱着极多的误解,这使冈仓天心感到痛苦。他责难西方说:“他们还是怀着着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恶,依然在支配着他们的心。”在他看来,即使他们中间的有识者,对亚洲复活的内面意义以及亚洲的终极理想还是抱着极大的猜忌。他道出了自己写作《日本的觉醒》一书的目的:“正因为当今的西方人对东方亚细亚还处在懵懂无知的状态,对日本的现状与将来有着种种的异论,所以我要对这一切议论做一一的说明。”(注: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页。)

      2.井上圆了的“文化亚洲”论

      宣传亚洲文化主义的还有井上圆了。井上生于1858年,新泻人。从小习汉学,同时也习“洋学”。他23岁进东京大学学习西洋哲学,就此立志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1887年创建“哲学馆”,现为日本东洋大学。1904年在东京中野开辟“哲学堂公园”。说来井上还与中国有生死之缘,1919年在中国大连讲演中突然中风倒地不起,时年61岁。

      他读的是西洋哲学,但对印度佛教有皈依之感,同时对中国古代哲学寄于深情。他认为,无论东西文化,都蕴藏着同质的哲学内涵。其外在表现虽异,但沿着不同的曲折山路,同可攀上人类精神的顶峰,在那里都可以迎接到照耀人心的哲理曙光。在他建立的哲学堂中,同时祭祀释迦牟尼、孔子、默罕默德与耶稣,表达自己的世界一统观,重视亚洲的哲学方法与理想。井上生活的年代,日本流行“日本主义”。他主张将日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结合,并将思想的侧重置于亚洲主义。他原来设想办一所大学,起名“日本大学”或者是“日本主义大学”,但1896年后,他的想法起了变化,决意将要办的大学定名为“东洋大学”。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