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同盟会创建100周年，不免引发我们许多回忆。年老笔滞，只有略书掌故数则以示纪念。 一、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同盟会的名称虽是出于孙中山的建议，但并非出于中国革命党人的原创，或多或少受到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影响。 早在1892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志士建立一个名为“卡的普南”（Katipunan）的革命团体。卡的普南的会名是“人民子弟的最高虔敬协会”，但过去中文译名亦有采用“同盟会”者。孙中山1898年与菲律宾革命领袖彭西（M.Ponce）结识，曾以代购军火等方式支持“卡的普南”的正义斗争，想必会理解其会名的含义。在此以前，“卡的普南”于1896年在巴林塔瓦山区举行起义时，曾采用红色旗帜，中间为一个太阳，放射8条光芒，代表最初起义的8个省。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军政府18星旗的造型与寓意与此颇有相近之处，这也可以作为中菲之间革命互动关系的佐证。 当然，以同盟会三个汉字作为社团名称，对中国革命党人影响更为直接且大的则是日本的国民同盟会。 1898年，日本在野党为反对第二次山县内阁扩张军备、增征租赋，曾发起创建“反对增租同盟会”，积极支持者有神鞭知常、平冈浩太郎等。平冈是九州矿业资本家，宫崎滔天曾在他主持的《九州日报》任记者，孙中山1898年到东京后的住处和生活费用亦由他提供。因此中国革命党人对“反对增租同盟会”不会全无所知。 两年以后（1900），为推动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如近卫笃麿、犬养毅、头山满、柏原文太郎、根津一、中村弥六、神鞭知常等，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其中不少人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非常密切。该会以“倡为保全支那之说”相标榜，谴责“露（俄）兵尚聚于满洲”，因此颇能引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幻想乃至好感。紧接着，松本正纯等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成立“青年同盟会”。同年12月，“国民同盟会”又在东京新富座举行中央大会（相对于地方大会而言），到会者有5000人之多，颇有一点声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俄军继续占领满洲，“国民同盟会”活动更为频繁，直至1902年俄国被迫签订满洲撤兵条约以后，该会才宣告解散。该会曾编纂《国民同盟会始末》，上海通志学社很快就在1903年5月出版了袁毓麟的中文译本，因而在国内进步知识界亦有一定影响。 1903年春，由中国留学生倡导的拒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以同盟会命名的爱国团体日渐增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邹容在上海倡议成立的“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在5月30、31两天连续发表评论说：“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会章另登）。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在此前后，4月4日，《苏报》还刊载过《中国教学同盟会总章》及《分会联合拟章》，并附注语：“再同人拟公举会员与上海教育会订立分会专章，以期推广教育，俟有成效，再行宣布。”4月6日，《苏报》又刊载该会常熟分会章程，且详列会址、会期。常熟分会由爱国学社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殷次伊创设，可知上面提到的“上海教育会”，很有可能就是蔡元培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组建的。由此可知，“中国教学同盟会”虽然宣称“以期推广教育”为宗旨，但其革命倾向则是明显的。 此外，还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曾刊载“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虽然至今还未发现该会其他活动的记述，但与《湖北学生界》刊物的政治倾向接近，则是可以断言的。同年5月25日《苏报》刊载：陈仲甫（独秀）等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并且宣称：“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民族之侵凌。”可见以上这些同盟会至少在团体命名方面，显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国民同盟会”影响，尽管彼此的团体性质与政治取向并不相同。 二、《民报》以前的《民报》 人所共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随即出版革命喉舌《民报》，但是却较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民报》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创办过同名报刊。 日本著名政治活动家犬养毅于1890年年底脱离《朝野新闻》，随即于1891年1月11日创办《民报》。这个《民报》的发刊词由犬养毅自撰，其中有“党派纵横离合，政权受授移动”，“论难百出，纷纭杂糅”等语。同时还利用广告，标榜“直言直笔”、“倡正排邪”，并且猛烈抨击专为“小人私党之利欲”服务的“羊头狗肉之新闻”。这些语言与其后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发刊词相比较，两者颇有相近乃至相通之处。因为后者开头也是如此提出问题：“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绔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 《民报》发刊词虽然以孙文名义发表，并且极为精炼地勾画出三民主义的轮廓，但执笔者则显然是中国留日学生，因为《民报》本来就脱胎于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经营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的《民报》的名称既然可以模仿犬养毅的《民报》，其《发刊词》也未尝没有可能从犬养毅话语中得到某些启发。 当然，同盟会的《民报》从性质来说，与犬养毅的《民报》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同盟会鼓吹革命的喉舌，也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号角。《民报》发刊以后，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旗帜，并且与此前影响极大的《新民丛报》展开全面的激烈论战，使众多摇摆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留日学生与君主立宪派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1906年12月，《民报》举办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留日学生界参加者竟达6000人以上，可见其宣传功效之大。连梁启超都不能不承认保皇党已处于劣势，他在同年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馀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插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