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上海本邑绅商从事的主要行业沙船业、布业渐趋衰微的背景下，从经营这些行业的家族走出的新一代绅士，继续在本邑政治社会文化事务方面居于重要地位者不乏其人，但在近代性的商业经济领域有所建树者则难得一见。笔者以为在承认商人家族传统的演变规律外，仍有值得探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选择沙船业及王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的理由：乾隆年间江苏海运出海口逐渐南移上海，由此启动了上海县城的传统城市化进程，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漕粮海运的举措更为该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年为庆贺漕粮海运成功县城重建先棉祠，建祠碑文所谓：“今兹幸以沙船运漕，懋著成绩，而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如实地反映了从事北洋海运的沙船业在上海商业繁盛中的重要地位。沙船业在上海县城经济中的地位甚至未受到1843年上海对西方的开港影响，一批资产雄厚的沙船业主直到咸丰年间仍然是上海县城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咸丰年间沪上沙船业二十四家大商号中有：“王公和”号业主王庆荣、“王春记”号业主王庆勋是出自同一个家族，其中“王公和”更名列最大的八家商号之一，入选1855年重建的旨在维持沿海安全的上海捕盗局局董。王氏家族有《上海王氏家谱》传世，且同治、民国的三种《上海县志》也录有该家族人物颇多的资料，足以成为今天探索该家族伴随着19世纪上海社会发展而衍变的过程依据。 一、沙船业主王文源和文瑞兄弟 上海邑城王氏家族于道光年家业发达后始修族谱，有文字追溯的家世仅及康熙三年（1664年）从上海县周家渡迁居县城大东门外太平巷一辈，从而该辈被尊为始祖。王氏家族的发迹与上海地方经济的起飞基本同步，道光年间以沙船业起家的王文源（1761—1832年）、王文瑞（1764—1835年）兄弟系王氏第五世。据载：文源、文瑞兄弟幼年丧父，其母“苦节抚养”，“家徒壁立”，自少“学绞索艺”谋生，后与人合资“聚所绞索为肆，始释手中艺而经营焉”；“继随商船往返渤海辽沈间，贸迁有无，家始渐裕”。家业初创后的文源、文瑞兄弟“两家未析产”，文源“以业专任”文瑞，文瑞再“以业分任”于文源诸子映澄、映秀、映坤经理，直至文瑞“年逾六十”——1824年以后“始析产为两，割宅而居”，六归文源，四归文瑞。文瑞在主持家业期间颇有冒险开拓的商人精神，他涉足贩销木材，“同业贩木旋罢”，文瑞“独任之”予以坚持；“关东山左海舶往来者，市菽为多，市人常以货多杀价”，文瑞即“设栈以贮之，且往武林以运之”。尽管王氏家业发展甚快，但是最大的一次机遇还当系道光五年（1825年）的漕粮海运。此时，文瑞“以自置海船若干只，黾勉急公，转运无误”。漕粮海运及此后上海整体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加速了王氏家业资产积累的速度，提供了文源、文瑞兄弟分家的动因。文源、文瑞兄弟于道光十二年在上海城东“建立宗祠三楹，嵌（其母）节孝事实图于壁间”，并“共治一宅于城南门外”（注：《辑庭府君行述》、《二如府君行述》，《上海王氏家谱》卷二，上海图书馆藏（写本）。）。建宅并设宗祠，这是王氏家族家业发展达顶峰状态的标志。1862年随“千岁丸”访沪的日本武士名仓信敦曾多次入访王宅及祠堂，有“高堂结构甚巍巍”，“尊居堂宇广大，结构宏丽，诚以为耐惊，盖大官高爵之居宜如斯”，“庭上之卉木亦皆珍奇”等叹赏语（注：名仓信敦：《沪城笔话》（写本），藏于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800。）。而这已是经历了小刀会事变劫难后的王氏宅第状况了。 中国传统商业社会，商人家族在经商致富后，均以捐纳或投资子弟的科举事业，提升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王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亦不出这一范围。文源、文瑞兄弟均“从未入塾受师”，即便长期主持家业，“料事明决”，并掌握“斤两乘除诸算法”的文瑞，亦终身“不识字”，但文瑞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创业一代即推动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过渡。文瑞先有“以义赈叙九品职衔”，道光五年海运事竣再得“钦加七品职衔”，再以建宗祠伸张节孝传家的家族传统。文瑞之子寿康主持编撰的家谱，于文瑞有如下赞辞： “存心孝友，用意慈仁，料事明决，凡遇地方公事，无不踊跃争先，为一时领袖。生平当作之事，度其大小缓急次第为之，几无遗憾，故远近大人先生莫不重公之为人，为之折节下交焉。” 儿子的赞语难免夸大，但文瑞在沪上有商界楷模之誉则亦是实情（注：《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卷二十一。）。道光十六年二月“江南提标水师右营移驻上海城守分府”，曾为拆除王氏家族祠堂前街道搭建房事专门发布告示，此事是文瑞及其家族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反映。道光年间先后出任驻守上海县城的江南提标水师右营游击的是侯澄、侯攀凤父子。侯氏靖江人，侯攀凤有武举人功名，联系侯攀凤与文源之孙结为儿女亲家事实来看，王、侯两家的关系之深是显然的。而同负责上海近海海防安全的水师将领建立起如此关系，对经营沙船业的王氏家族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瑞一支由商人到知识精英的衍变 文瑞以创业的一代启动了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衍变，文瑞的后辈们的生活经历则将商人家族到绅商家族的传统演变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文瑞独子寿康（号二如，1795—1857年）的教育经历，从中可以透视尚处创业期的商人在子弟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见寿康之子庆勋作《二如府君行述》所记： “（寿康）三岁能识字，七岁入塾，年十三从宝山钟霖溥先生读书于南关杨氏，盛夏寒暑无稍间。年十六，大父（文瑞）命学理财。府君禀曰，儿请毕五经以从事可乎。大父喟然曰，我岂不愿汝读书，苟能是，固为老母所深喜。遂延钟先生于家。……甲戌（1814年）吴门蒋轩霞先生掌教吾邑敬业书院，府君奉大父命从之游。”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寿康“补博士弟子员”，但后“屡应秋试不售”。寿康的科举正途发展不顺，得用捐纳补充。他于“道光十五年捐建合邑节孝祠，赏加盐运司提举衔，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即选直隶州知州”（注：《上海县志》卷九、卷二十一。）。捐建本邑节孝祠不但致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升，而且还致使其长期跻身于本邑有影响的绅士行列。如邑城文庙洒扫局的款产“向由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光绪二十一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两人，王裔两人，凡四人轮年管理”（注：《上海县续志》卷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