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9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一批年轻的翰林，如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和陈宝琛等，积极上折，大胆言事，深得慈禧的欢心，在四、五年之内官跳四、五级，成为京城里火箭式上升的政治明星。1885年中法战争战败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成为替罪羊，被废黜官职，赶出北京。战前战后，他们的人与事，一直贴着“清流”的标签被议论流传。“清流”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言论，这些言论是否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呢？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党，哪些人有资格被划归为其成员呢？ 一 从“清议”到“清流”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夫》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夫，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夫劝他适应现实，水之清浊尊卑，各有所用。（注：参见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7-574页。）《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只字未提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夫”变成了“孺子”：“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参见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8年版，第293页。）比较这两个文本，它从南国传到北方的过程中，象征着直言敢谏和忠君爱国的屈原消失了，而对“清”“浊”的选择，已经从被动的适应变成个人有意识的“自取”。 在大一统时代，首先与建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词是“清议”，它不单是言官词臣的谏讽，也包含在野士绅的评议。东汉历史上以皇家大学生为主力的议政活动，最终以“党议”的罪名被封杀。“清议”称谓被蒙上了结党营私的阴影。（注：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4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随后的八百年里，“清议”不太被提起了，取而代之的晋代“清谈”偏离了儒家轨道，名声更糟。新的词汇“清流”出现在政治混浊不堪、宫廷斗争连绵不已的五代时期，这与屈原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相类似。后梁宫廷枢臣李振与裴枢争斗，裴枢失败。李振向皇帝建议：“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注：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3页。）所谓“自谓清流”，凸显的是个人道德和政治品行，是孔夫子意义上的“自取”选择。在小人当道是非颠倒的时代，这样的“自取”是要被嘲笑的，这样的“清流”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而生命代价成就了“清流”称谓的崇高。 宋代党争，“清议”称谓再度出现，它被褪去“党议”的阴影，成为正义的代名词，无人胆敢冒犯。（注：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1，762页。）对外主战就等于精忠报国，政治正确。明代士绅论政多以结社讲学的方式出现，其成员多被称为“清流”，其议论则被称为“清议”。（注：张廷玉等：《明史》第22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16页。）清初总结明亡的教训，已知“党争”是个祸害，也将原因追溯到明末的“清流”人物和“清议”言论。这时的“清议”和“清流”两个称谓既可作褒义又可作贬义使用，两者没有大的区别。顺康两朝“党争”不断，言事者变得非常小心。（注：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118页。）嘉道咸同时期，言论才稍显活跃，人们多以“清议”一词来泛指士大夫上折奏事，“清流”一词则消失了。（注：陆之湉：《冷庐杂识》中多次提到“清议”：一低级官员与地方高官争论而丢了乌纱帽，该低级官员的言论被称为“清议”；一侍郎闻风言事被降级，其言论也被称为“清议”，中华局1984年版，第97，260页。）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帝悬在大臣头上的“朋党”之剑，到了光绪初年仍然没有插入剑鞘。警惕朋党已经成为大臣的政治自觉。这不，1879年言路刚刚活跃起来，翰林刚刚想积极议政，立即遭到同事王先谦的严厉批评。他虽然没有使用“清议”称谓来指代所批评的对象，但谁都会联想，历史上以言乱政的人多与“清议”一词相关。言事者最怕听到的字眼和罪名，恰好出现在王先谦的奏折里： 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虽心实无他，而迹涉朋比。……但恐后来者踵习成风，党援攻讦之端，将由此起。（注：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1页。） 这无疑是在“清议”与朋党之间划上了等号，不免让人回想起清初的党争和清初士大夫对明末“清议”的清算和声讨。谁都知道“朋比”和“党援”的罪名有多严重，所以言事者不希望自己的言论惹上“党朋”的腥臊。但如何才能避免呢？避免“清议”称谓而有意使用“清流”称谓？或者干脆将两个称谓都回避掉？而批评言事者的人是否故意使用“清议”或“清流”这样的称谓，暗示其有朋党之嫌？换句话说，“清流”不是自称而是他称？ 二 被称为“清流”？ 光绪初年的“清流”称谓是自称还是他称呢？自称当然是主动和褒义的，是一种“自取”，一种自我标榜；他称则是被动和贬义的，含有讥讽嘲笑的意思。从现有材料看，光绪年间的“清流”称谓属于后者，洋务官员多使用“清流”称谓批评这批翰詹名士。 比如曾国藩，同治末年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倍受指责，他把这些指责看作是“清议”，所以他在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常常检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个“清议”当然不完全是贬义。但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则是从贬义上使用“清议”一词的，他在1878年的日记里分析道：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弪弪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村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注：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3-344页。） 这里的“清议之流”，指的是人，他们的言论则为“清议”。在曾纪泽看来，他父亲时代的“清议”和他自己时代的“清议”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出于信仰和真诚，而后者是出于投机和谋私利；前者无可厚非，而后者必须还击，因为后一种“清议之流”是动机不同、渊源各异的“好名之士”，有些人想钻进洋务行列里捞好处，捞不到好处就回头攻击洋务，以博得“清”的名声。作为洋务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曾纪泽知道，批洋务是当时的政治正确，所以这批“好名之士”是不能得罪的，他只能在给朋友的私信里批评“清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