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早在19世纪末，德国历史哲学代表卡尔·兰普雷希特便开始倡导并实践运用心理学认识和研究历史。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开始进行心理史研究的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就。近十年来，心理史研究又取得一大批成果，本文仅拟对中国近代史部分的心理史研究加以梳理总结，以供同仁参考。 一、个体心理 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和复杂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人物就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各种环境和关系。这就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新成果，善于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心理或心态层次，对近代人物做出全新而又深层次的诠释，从而把“人文生态”层次的研究向“社会心态”层次的研究扩展。这对近代人物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有人通过详实的史料，深入揭示出郭嵩焘人生悲剧的根源：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内在因素，身陷统治阶级各种矛盾的漩涡不能自拔是外在原因。还有人认为郭嵩焘的归隐观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人世。宦海沉浮、战乱纷扰和家庭风波是其多次归隐的外因，生性耿直等独特个性是其多次归隐的内因[1]。马勇认为，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可以看到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更有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2]。对蒋介石的心理研究多与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有关。王续添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蒋不同影响的层面阐释了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有人深入分析了蒋介石在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所呈现的复杂曲折的心理变化过程，也正确评价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所作的积极努力。另有人指出，促成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杨奎松深入考察了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当时的复杂环境，指出蒋介石并非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3]。有学者借助新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着重从张自身的方面，探讨了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并认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应负直接责任；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应负主要责任。但蒋介石、张学良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4]。 有研究者指出，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重要原因，其信仰支撑崩坍的主要因素有：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与团体和同志的疏远；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5]。有人从性格、思想、人生三者的缠绕中，揭示出刘光第的内在矛盾性，并将它归结于剧变的时代及普通人的人格，从而重构刘的全息图像，完成了对他的新的历史定位[6]。李秀云从沉沦中的人格超拔、夹缝中的人格裂变、危亡中的人格形上价值追求和血雨腥风中的人格泽砺等四个方面探析了谭嗣同的人格魅力[7]。黄克武（台湾）以严复与他的妻妾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女学生吕碧城和甥女何纫兰的来往，来一窥严复的异性情缘，并进一步探讨了此一私人的情感世界对他思索公共议题时所发生的影响。作者强调，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与政治理念之间隐然有一脉络可寻。这一点对于近代人物的研究也许很有方法论上的启发[8]。还有学者对有明显遗民心态的张岱、梁济、王国维等进行了个案分析[9]。 有人通过细致分析认为，张謇的书品、人品与审美情趣都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为读者认识张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0]。有学者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所表现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具有热爱读书、强烈旺盛的求知欲，注重实际、积极实践的思维品格，不畏强权、蔑视戒律的叛逆性格，目光远大、志趣崇高的宏伟志向，携结百侣、共求进取的群体意识，自尊自信、自主自强的坚韧意志等。青年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突出、鲜明，为其日后克服艰难险阻，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光明大道，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另有学者认为青年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性，这种特殊性影响，造就了一位特殊的伟人，并通过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从积极的方面讲，青年时期毛泽东具有的开放心理，批判意识、“唯动”观念为其长期保持兼容并蓄，审视斗争、创新求异的信念和文化态度具有深层次的奠基作用[11]。有学者认为，蒋廷黻一生中颇遭议论的1934年参与鼓吹“新式独裁”及1935年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其根源在于他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治外交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12]。 二、群体心理 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群体的生活，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群体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心理就没有群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和影响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主要表现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中的极端转移，以及仿效、从众、竞争、协作、相容、冲突等。加强对近代群体心理的研究，无疑会推动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深入。 李文海、赵晓华指出，在整个社会趋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士人没落的人际交往受到先进思想家和新知识界的批判和挑战。伴随着制度鼎革和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方式的现代化变迁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13]。张仁善阐明，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14]。孔祥吉（美国）利用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未刊家书，揭示出中日交战时弥漫于北洋水师上层的畏惧、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心态，并认为这是导致清廷与日本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15]。 有研究认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遗民”情结，主要表现为：“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一死从容殉大伦”——自觉的文化意识；“犹向寒霄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16]。有研究指出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专事写作、以办报编杂志为业的文人群体，他们仅为大众世俗而编而写，其价值取向并无大异，世俗性格与游戏心态极为相似，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精神现象[17]。有人针对士大夫层在甲午战败后对中国、对日本、对洋务运动的反省和再认识，从历史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双重视角揭示出士大夫层大国心态失落与民族觉醒的双重轨迹[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