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袁世凯》传记，是一个日本记者的作品，堪称是一本难得一见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此书原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内政类，编号为1—1—1—4。[1]2002年我们在东京大学讲课之余，发现了它。几年来不断地围绕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将研究此书的心得及其价值，向清史编委会戴逸教授反映。戴逸教授亦主张在中国国内将其重新出版。在此书即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际，我们谨将围绕该书发生的一些纠葛以及该书特色稍予论说，以便加深对此书的理解。 一、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晚清中朝关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光绪八年朝鲜壬午事变之前，袁世凯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到了甲午战后，他居然能取得清廷的充分信任，以浙江温处道的身份，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又过了三年，当新政变法如火如荼、新旧两党尖锐对立、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他又向荣禄泄露维新党人包围颐和园的密谋，从而导致了谭嗣同等维新君子血洒燕市、百日维新惨遭失败之结局，而他自己则取得了慈禧、荣禄等当权派的信任，飞黄腾达，成了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窃取革命成果，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袁氏一生适逢近代史上多事之秋，遇到了好几次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而这些重大事件几乎都同袁世凯的名字密不可分。袁氏一生经历丰富，跌荡起伏，颇具传奇色彩。因此，关于袁世凯形形色色的传记，坊间比比皆是。然而，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却与众不同。它有三个重要特色，使此书成为一本使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著作。 其一、关于该书作者佐藤铁治郎。 佐藤铁治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却写出了这样一本流利而顺畅的中文著作，叙事清晰，文采斐然，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看懂这本书，故而专门用中文出版。 关于佐藤铁治郎之生平，据日本学者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一文的介绍： 由佐藤铁治郎著作所述内容推断，他似乎在中国与朝鲜居住有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约有二十年是作为新闻记者的生涯渡过的。当时，他可能在天津经营时闻报馆。该报是以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为对象而发行的新闻报纸。（注：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见陈志让著，守川正道译：《袁世凯与近代中国》，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325页。） 然而，据我们考察，此种报纸同时也在天津市民中有一定市场。由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所述内容可知，不少天津百姓经常向该报馆投递读者来信，反映天津地方的政俗民情以及百姓呼声。《袁世凯》书内不少细节资料都来自天津百姓之投书。由于职业的敏感，佐藤铁治郎将此类资料积累编排，加上他在朝鲜时所搜集的有关资料，终于完成了这样一本袁世凯的传记著作。 其二、关于《袁世凯》一书在出版过程中的奇遇。 根据该书之最后版权页上的记载，可知佐藤铁治郎此书最晚于明治43年（1909年）1月30日即已写出，5月5日已经印刷。但是，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突然受到干扰。袁世凯之长子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之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因此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亦前来干涉，要求妥善处理。关于此中细节，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小幡酉吉有一详细报告，其文曰： 机密第16号：在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致外务大臣侯爵小村寿太郎 关于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 在当地专管在租界居留地内发行汉字新闻的时闻报社，有一个以袁世凯为题的著作出版计划，已广泛地在新闻杂志上作广告。该书已经印刷完毕，正处于着手装订的阶段，这是一本暴露袁世凯一生秘事私行的书。其发行之目的，是满足世人之好奇心，以图获取经济利益。此目的是一开始时就知道的。租界内西村警察署长曾告知时闻报社社主本邦人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出版，也许自然会对日、清两国国交产生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警察署仍通知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只有取得警察署之许可批准，本书方可正式出版。 此时，曾受过袁世凯的恩惠照顾的蔡姓海关道，和其他当地的知情人多次前来商谈，极力要求将此书没收或者禁止发行。特别是袁世凯的儿子，当时正在农商工部当参议的袁克定，亲自出面通过驻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来禁止本书发行。接着公使又招本官商议。考虑到袁世凯并非现职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本书将他的个人事迹公开发表，也不能说对日清邦交带来不愉快的影响。再说，本书内容几乎没有和两国国交抵触的纪事。因此，以两国国交为理由来禁止本书发行是很不妥当的。尤其是近来当新闻报纸言论自由宽松发表之际，以国交为理由阻止本书发行，很难保证此事不会引起新闻界物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该书之作者用适当方法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