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实际活动，谈论得较多的是他与张东荪等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李达等人展开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且对梁启超的言论，大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论说与评价是有失公正的，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就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作点浅析。 一、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讨论提供了取向性意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P12） 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青年毛泽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毛泽东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专制，伸民权。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如青年毛泽东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