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翻译家，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民主思想的内涵，把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不乏科学因素，但由于受到种种历史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受到纲常名教的长期压抑，而始终未能得到良性发展。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近代科学更多地涌入中国。但是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称之为“格致学”，把科学等同于“声光化电”之学，国人的科学观仅仅停留在狭义科学概念的水平上。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对格致学即科学作过这样的表述：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1]（第一册，P14）。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士人对科学的理解。严复的科学观与此不同。严复学贯中西，尤其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自幼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具有深厚的近代科学基础，而且广泛研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的认识自然与众不同。严复对科学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包括四个层次：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 1.狭义科学 严复治学最先接受的是近代自然科学。他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2]（P1544）。这种经历使他对自然科学的本质、作用和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3]（P559）。这里说的科学即指自然科学。他看到，西方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发达，指出： 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德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4]（P29）。 在他心目中，科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发展科学是富国强兵之要途。他反驳那些责难科学的论调，指出： 且客谓西学为迂涂，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矿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4]（P46—47）。 2.广义科学 严复关于科学认识的第二个层次是视之为个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即广义科学的概念。在严复看来，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他说：“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又说：“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2]（P1244）这样，他把科学看成是关于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指出：“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4]（P100）实际上，这是为广义科学概念所下的定义。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按照“西学通例”把科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绝大部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包罗其中，可以从中窥见严复广义科学概念之大要。他所说的“统挈科学”包括“名数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科学”是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4]（P130）。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在严复看来，“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P18）。联系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与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事实，可以看出，社会学在严复提出的科学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科学方法论 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而在中国，文人学者熟悉的是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之法和考据之法，于科学方法则不甚讲求，逻辑学长期受到冷落。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西方逻辑学、培根实验法的信息星星点点地传入中国，多少引起国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注意。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辩学启蒙》出版。该书译自英国思想家耶芳思的《逻辑学初级读本》，但译文粗陋、晦涩，无甚影响。严复批评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辩学启蒙》。曰探，曰辩，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5]（P2）而在近代中国，真正懂得科学方法的重大意义，并予以认真介绍和阐述者，当首推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