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御史赵启霖上奏了一封《请将国初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折》，在朝野上下引发巨大争议。一时间，不仅礼部和在朝各级官员之间意见相左，在一些报纸上和民主派的知识分子中也引发一场激烈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针锋相对。礼部不能择决，“奉旨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议覆”[1]，最后连军机大臣和慈禧太后等最高权威也介入进来。这场从祀风波堪称清史上最后一场圣庑的大型演出。 其实有关三儒从祀文庙的争论由来已久，顾、黄、王三人在清季思想史上并非我们所想像的一直声名赫奕，相反，随着时代变迁，他们身后的沉浮荣辱发生过多次转折变化。本文拟遵循他们地位变迁的轨迹，透视晚清学术变迁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力图展现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与运行机制等诸多变迁景象。 （一） 三人中，王夫之最为声名寂寥，不仅活着时毫无风光可言，而且死后很长时间内也不为人所知：“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姓名，可哀也已”[2]。的确，王夫之不肯降节仕清，隐居山野，尽管著述等身，但是“特其自悔过深，名望稍逊于顾、黄诸儒耳”[3]。梁启超称之为畸儒，并说：“他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外，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所以连门生也没有。……著书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4] 然1840年以降，湖南先后崛起了两大学人群体。先是在嘉庆、道光年间，崛起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湖湘学人群体；在咸丰、同治年间，又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群体。这两大学人群体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使之变得格外引人瞩目，故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之赞誉。[5] 也正是从道光时期开始，王夫之的学说开始受到湖湘人士的注意。1840年，湘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邓氏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对船山的经学等思想进行了一些阐发。此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主持和资助刊刻《船山遗书》。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曾氏兄弟率领湘军出省作战。在军务之余，曾国藩对收集、整理、校刻船山遗书仍十分重视，亲自校勘，一丝不苟。此次船山遗书的大量刊刻，使得王夫之的学说在湖南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尤其是湖南士绅，一时之间，纷纷以读王氏之书，谈王氏之学为自豪，并且有意抬高对船山的评价，如欧阳兆熊认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6] 邓显鹤等人在刊刻王夫之著作时，“始谋建祠衡阳之故居，不果行”[7]。后来郭嵩焘继承其志，筹建船山祠，并亲自作碑记、撰祠联，多次进行安立神位等祭祀活动。清中叶以后，湖湘士绅对于乡贤的崇祀便主要集中在王夫之身上。湘人将王夫之的地位抬高到宋代五大名儒之列，誉其为“元明两代一先生”[8]，可见湘人对船山推崇至极之情。 随着船山在湖湘地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从祀孔庙之议正式提上日程。光绪二年，身为礼部侍郎的郭嵩焘上《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避地深山，流离转徙，读书讲道，未尝暂辍，卒能洁身自全。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冀教为心。……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过从祀成案……如王夫之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9] 郭嵩焘在奏稿中除了强调王夫之的气节、学行之外，也提到他在湖南地方的影响以及湖南在周敦颐后从未有人入祀文庙这一事实，希望能够因此而获得批准。但礼部据前人评价船山有“著述过繁，纯疵互见”[10]之语，将其驳回。 请祀失败后，郭嵩焘等湖湘士绅继续在地方崇祀船山，创建思贤讲舍，在讲舍内祭祀船山像，每逢船山生日，举行“会讲”；同时设立禁烟公社，集会时也祭祀王夫之。每逢祭期，郭嵩焘等士绅都要到船山祠中行礼致祭，表现了他们“守先生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请从祀于朝，犹有望于乡人”的既无奈又执着的心态。在这期间，崇祀船山的仪式也从祠堂扩大到书院。（注：参见《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7—984页。） 光绪二十年，第二次请祀船山的活动开始。这一年，两湖书院肄业湖北优贡生王葆心等，及湖南廪生蒋鑫等合词呈请湖北学政孔祥霖代为奏请将王夫之从祀文庙： 我朝重道崇儒，凡有功圣教未曾祔飨文庙者，历经奏准从祀。而学行纯备博大渊微如衡阳王夫之，不登两庑，实为缺典。……至其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又经世之书也。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同以经学开风气之先。而夫之所著尤多且粹。其学问赅备也。如此与宋道学濂、洛、关、闽易世同称。从周程朱游者，类多升主配食，彬彬一堂。独张子弟子既鲜赫著，私淑又旷代无能。夫之乃能远绍绝业，注正蒙数万言发明张子论仁之旨，以明人伦，以察庶物，而合于西铭所谓同胞同与者，八百余年，继横渠者，夫之一人而已。[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