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他们企图以基督教为武器征服中华帝国，把上帝的福音撒遍中华大地。然而传教士一踏上古老的中华帝国，就发现士大夫在中国拥有特殊地位并且控制着整个社会，并认识到“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着手；只有当我们（指传教士）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地进行”[1]（P157）。为了博取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以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这既对科举制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也对科举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广学会的影响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初名“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e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7年由美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amson Alexander）成立于上海，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其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会员大多为在华传教士，也有一些在华的外交官和商人。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这些人通过科举制度取得了荣誉，获得了地位，“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所以传教士认为：“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因而广学会强调本会的宗旨在于通过出版物影响中国的士大夫，来“打破中国的外壳”，“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1]（P157）。为此，广学会把出版书刊作为它的主要工作。这些书刊既有译自西方的著作，也有传教士撰写的作品，其中大多为世俗作品，并且印刷精美，还附有彩色图片，这诱使人们竞相购买[2]（P48）。广学会出版的书刊销量猛增，如《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自1897—1907年共发行406，700册，平均每年约36，000余册；《大同报》（Chinese Weekly）自1904—1912年共发行1，087，864册，平均每年约20万册。[3]（P223）事实上，广学会书刊的读者大多为官绅。广学会自云：“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篇”[3]（P224）。如美国传教士格鲁德·豪小姐在南昌一位名士家书房中看到几乎全是广学会出版的书刊，住在他家附近一个“待职”的翰林家中也藏有很多广学会出版的书籍[4]（P85—86）。试以《万国公报》为例，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同僚寄多达30多份的《万国公报》；浙江有个城市的几个士绅每月订购《万国公报》六七份，轮流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官员和士人中间传阅；总理衙门经常订阅《万国公报》，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张之洞的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订购《万国公报》，张之洞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5]（P416—417）。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广学会还时常向官吏和士人赠送书刊，如曾寄给张之洞20部《五洲教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官吏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秀才和应试的文生作了调查，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有2289人，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有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教育官吏有1760人；书院教习有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有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以其中5％为重点，约30000人；经挑选的官吏和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算，约4000人，这样，统计共有44036人[6]（P63）。这些人成为广学会施加影响的重点对象。广学会之所以要把这些人作为赠书对象，这是因为“教育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教育了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对他们施加影响，实际上就是影响了其余的四分之三”[7]（P75）。 由于士人平时多分散在全国各地，难以联络，而每逢科考时，各地士子麇集科场，这是广学会赠书的大好时机。因此，广学会大多选择在乡会试期间赠书，如它在1888年各省乡试时分发了两千册附有插图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500册，南京500册，沈阳500册，杭州250册，济南250册，还送了一万份《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发给当地考生[8]（P26）。1892年会试时，广学会又在北京分发了5000册《中西四大政》。广学会在1892年的年报中明确指出：“通过向聚集在帝国各主要科场的士人的指导，我们将触动不计其数的我们的追随者的心田。在一个省城的乡试科场上可以接触到一百个县的领袖们。”[9]（P35）为了吸引士人的眼球，广学会在所赠送的书籍旁附注“考试时务揣摩秘籍”，还经常以“考试必读”字样招揽士人，称“凡熟读是书者，作为时务策论，隶事运典，信而有征”[10]（P193），诱其购买。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改时文为策论后，广学会的书籍几乎成了每个考生的必备书籍。 广学会除了采用赠书这种方式之外，还利用有奖征文这种形式影响士人。传教士先拟定若干题目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由人们任选题目，撰文参赛，然后请社会名流评判，获奖者给予一定数额的奖金。其较大规模的征文活动有三次：第一次在1889年，这些征文题目集中关注科学方面的问题，如“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问泰西算术何者较中法为精？”结果有5位士人应征，提交了10篇论文。第二次在1893年，此次征文共有30道题，如公家书院之益，博物院之益，列国教民、新民、安民、养民之法等，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问题。这次征文主要面向在华的西人，是故影响不大。第三次在1894年，这次征文主要面向各地的举子，并筹集了500两银子作奖金，题目为开筑铁路、鼓铸钱银、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维持丝茶议；江海新关考；禁烟檄；中西敦睦策[11]（P109—110）。传教士分别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散发了一万张印有征文题目的传单，各地举子踊跃应征，结果收到论文172篇，日后的维新巨擘康有为也曾以康长素之名应征并获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