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转型、新陈代谢的变革时代，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使中国社会和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格局。认识西方，走向世界，成为当时文化人共同关心的时代课题。前辈学人对中西文化认识的起伏跌宕，是中国近代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系统总结和梳理其历史演变与认知历程，对当代文化创新无疑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一 所谓还原的方式，即“西学中源”说。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即“你的原来就是我的”；用学术性话语讲，即西方文化起源于中国。这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初步认知。具体表现是，中西文化同源同质，内容形式完全相同，西学源出中学，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中学西传的过程。用当时的术语讲，就是“西学源出中国”说，“西人窃我余绪”说，“西法得于中法”说。 “西学中源”说的外来文化源出中国文化的认知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魏晋时期流行甚广的“老子化胡说”（即老子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始祖——作者注）是其滥觞。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学人在认知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这种认识。代表人物是跨越明清两代的著名学者黄宗羲。黄宗羲认为，耶稣会传教士所带来的有关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这一观点，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王锡阐等人的认可和支持。明亡清立，这一说法又得到康熙皇帝的钦定，后经著名学者梅文鼎、阮元的推波助澜，曾经盛行一时。阮元主持编撰的《畴人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量记录和罗列了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集其大成。后来因为雍正禁教，正常的中西文化交流被人为中断，这种说法也一度销歇。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在西方殖民者船舰政策的庇护下，再次来到中国。尽管此时的西方文化与明清之际的西方文化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依然沿用了过去的认知方法，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源出中国。林昌彝就说，“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林昌彝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还特意引用了时人的诗句：“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1]（P43）与林昌彝同时代的学者梁廷枬，也持此看法。他说：“彼之大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自中国”。[2]（P172）岭南著名学者、在科技上颇有造诣的邹伯奇为此还专门撰写了《论西法皆古所有》，指出西方科技完全出自中国传统墨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3]（P20）成为西学源出墨学的始作俑者。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正式走向西方、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并尝试近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通过通商贸易、互派使者、出国游历、海外游学等各种媒介得以加强。相应地，国人对西方及其文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尽管如此，“西学中源”说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流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风景线。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说，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有其特色。第一，这一时期的“西学中源”说，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超过前一时期。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中源”说，主要表现在器物层面，只是认为西方的火器、科技源出中国。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继续前人的看法，依然鼓吹和宣扬西方科技源出中国说；另一方面，诸如西方宗教、政治制度与思想等，也同样源出中国，出现了基督教源出墨家说，议院源出《周礼》说等，而且呈泛化之势。凡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无论是技术、政治、文化等，都是出自中国。第二，有关源头及其中国文化如何西传的观点五花八门，比比皆是。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方文化源出中国，主要是“西学墨源”说一枝独秀。而在洋务运动时期，除了“西学墨源”说继续盛行外，其他西学源出老子说、西学源出荀子说、西学源出庄子说、西学源出列子说、西学源出理学说等，都先后有人提出并加以论证。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西传，何时西传，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大相径庭的解释，有三代中国文化西传论，秦代中国文化西传论，汉代中国文化西传论等。其中以秦代西传论最为典型。秦代中学西传说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文化恐怖政策，一些文化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带着书籍和器械，逃亡西方。于是便把中国文化和科技传到西方。陈炽就说：“迄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颜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制度文为转存古意”，[4]（P74）“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至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绪余而已足纵横四海矣”。[4]（P7）第三，这一时期鼓吹“西学中源”说者，不再是以前的单纯的自我炫耀，盲目排外，而是分成两个截然对立、界限分明的阵营：守旧与开新。守旧者继续老调重弹，依然坚持西方文化特别是科技、器物源出中国的观点，如袁祖志的《谈瀛录》、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张自牧的《蠡测
言》等书，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西学源出中国。其基本结论是，“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其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5]（P368、370）就是说，西方科技尽管发达、先进，但是，这既不值得我们去崇拜，更没有必要去学习，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而且是中国士大夫根本不屑一顾、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其根本目的是扬中抑西，反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学习西方的洋务思潮。开新者大多是洋务时期的开明派和改革派，他们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是真正相信“西学中源”说，但是，为了在浓厚的守旧氛围中使西学在中国有一立足之地，为中国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扫除思想障碍，他们也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然而，他们宣扬“西学中源”说，出发点和目的却和守旧者大相径庭。他们之所以如此，是想以此多数国人能够普遍认同的方式，来化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将“早已尽失其传”的中国文明从西方迎接回来，并以此为契机，来复兴中国文化，“而今西学有东来之法，是能新中国”。[6]（P424）王韬、陈炽等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和阐发。王韬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7]（P168）陈炽说：“阅二千载，久假焉，而不能不归也。第水陆程途逾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物各有主，天实为之……我而终拒之，是逆天也，逆天者不祥莫大焉”。[4]（P4）陈炽把西学东渐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复兴的千载良机，希望人们放弃中西之争，畛域之见，以平和的态度去认知西学，学习西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新派的用心是良苦的，态度是积极的。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时期坚持“西学中源”说者，除极少数人是出于贬低西学、盲目排外之意外，大多数倡导者都试图通过这种回归、还原与正名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认同西学，学习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