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在治学方法和思想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外患日深、晚清政治腐朽的情况下，它们又互有异同。本文准备就中日甲午战后今、古文学派几个主要人物的表露，诊悉其间的分合。 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也在这急剧的变革中屡起波澜。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一些今、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关怀国事，力图自强，尽管他们之间治学方法不同，过去也有过芥蒂。 还在1891年，康有为就出版了《新学伪经考》，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于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是“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学”即新莽之学，与孔子无涉，“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1]（P92—93）。 东汉以降，古文经学盛行，刘歆是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康有为指斥古文、攻击刘歆，自然要引起信奉古文经学的学者反对。章太炎说： 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又恣肆。又以太史（公）多据古文，亦为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2]（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章太炎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鲁学犹为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3]。他还自称是“刘子骏（刘歆）私淑弟子”[4]、“刘子骏之绍述者”[5]。他在这时“始分别古、今文师说”[2]，看到《新学伪经考》“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当然反对。“曾拟有驳议数十条”，并函告同治古文的孙诒让： 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6]（卷2）。 孙诒让宗古文经学，精治《周礼》，当然反对《新学伪经考》，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曾指出：“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7]（P1474）。孙延钊《孙徵君籀庼公年谱》卷六“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五十岁”也说，“贻书余杭章枚叔先生论及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力斥其谬”。可知他们在学术上都崇古文，对抵击古文的《新学伪经考》是同申讨伐的。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康有为“公车上书”，章太炎对康有为设学会、办报刊，要求变法图强表示赞同，且“愿附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元入会”。梁启超主编《时务报》，章太炎也“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注：《太炎先生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九岁”亦谓：“祖诒后更名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他除为《时务报》撰文外，还主编《实学报》。尽管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有沾染今文的迹象。他说： 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 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侯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觊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搈，全球播复，内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急务，曰：以革政挽革命[8]（P8—13）。 他在《实学报》发表的《异术》一文也说： 道生于五礼，德生于色，色生于统。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洛之，而损益备矣[9]。 “大一统”、“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五行推论时政，他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经学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虽宗古文，却与康门共事，且染今说。 孙诒让也在强学会成立后，发起兴儒会，建议“立总会于京师”，“公举总董，每省一人，常川驻会，主持会务”，“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10]（卷5）。他在“外敌凭陵”的情况下，欲“保华攘夷”、“大雪雠耻”，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当读到《强学书局章程》后，考虑设会，“冀振强学之规，略究几何之术”[10]（卷5），是有着爱国意义的。如他自己所说：“窃谓以今日时局论之，其不可不自强”[7]（P1472），从而“怀欲设会”。虽然他和康有为学术异途，但对康的“公车上书”乃至设会办报却示赞同。对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在湖南讲学也表钦佩。他自己也说：“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可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种、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7]（P1470）他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