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清末民初，有着悠久历史与辉煌灿烂成果的关中水利事业陷入低潮，与当时农业生产的要求相距甚远。不惟没有兴修象郑国渠、白渠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甚至于把原来的一些中小渠系也几乎全部荒废了。所以关中地区经常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大率十年或十数年，必有旱魃为虐。”（注：（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水利田》。）广大农民在思想上长期存在着“以忧岁荒”的恐怖心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不惟天灾，更多是人祸。 清峪河又名清河、清冶河，其上游是冶峪河，发源于耀县之西北境，经泾阳、三原两县，东走临潼，注入渭河，全长147.4公里，集水面积1550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0.63亿立方米。（注：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水利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在泾阳、三原两县内仅次于泾河，属第二大河。清峪河水利的开发利用很早，可一直上溯到曹魏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至清中叶时灌溉田亩尚达888顷50余亩，占两县水浇地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注：文中所引数据、引文，若非注明，皆出自《清峪河各渠记事簿》，《清峪河各渠记事簿》稿本复印件（民国十八年版）是2001年孙达人先生得之与泾惠渠管理局的一手抄本，至今未闻出版面世。后孙先生转赠与我的导师樊志民教授，使我得窥其真容。）。泾阳、三原两县历来农业发达，被誉为关中的“白菜心”，民间也一直有“泾阳水利甲关中”之说，其中清峪河水利工程功不可没。 本时期，清峪河水利事业与关中其它水利设施一样都陷入低潮、衰落不堪，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水渠的荒废。清峪河河西之渠原本有四道，源澄、广济、广惠、三泉，当时仅存其一，“广济、广惠、三泉三渠徒自存名，且河见浅下，渠道高仰，废弛湮没……所可恃以灌溉田亩者，只源澄一老渠也。”而源澄渠当时的灌田总数是113顷20余亩，仅为引清工程灌田总数的不足六分之一。（注：参见拙作：《清末民初清峪河水利衰落之探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期。）无疑，以清峪河水利工程为例来分析当时关中的水利是具有典型性的。但由于包括社会动荡在内的种种原因，这段时期的相关水利资料极少，县志、省志虽有提及，但多笼统而不翔实，这就给研究该段时期的水利变迁带来了困难，中外学者鲜有涉足。本人有幸接触到了一部《清峪河各渠记事簿》稿本的复印件，该书是民国时期泾阳人刘屏山为避免和处理当时频发的民间用水纠纷而编写的一部清峪河资料汇编，书中大量收载了有关的志书、碑记、水册等，关于当时清峪河水利状况、管理体系、社会风习的资料极为丰富。原书为行楷手写、线装，至今未曾刊行。作为一部孤本水利专书，因而其价值极高，弥足珍贵。笔者不揣浅陋，从《清峪河各渠记事簿》出发，兼采县志等多种史料，探究用水过程中水利官吏及利夫们的作弊行为，力求由此小切口，管窥关中水利衰落的原因，以期抛砖引玉，对关中水利史研究有所裨益。 二、私渠和水贼猖獗，大肆攫取水资源 关中地区地气苦旱，水资源异常珍贵，水利设施能发挥多大的效应跟水量是否充足有很大的关系，利用各种非常规手段获得更多的水资源成为当时一些水利官吏和利夫的追求，其手段主要有私开渠道和直接盗水两种。 私渠（注：私渠之“私”，不是指渠道的所有权为私有性质，而是指原有渠道之外开凿的不为原渠道利夫认可的灌溉水渠。所谓私渠有两种情况：一是未向政府交纳水粮且未履行应尽的义务，故此不具有合法的水资源使用权。二是已经交纳了水粮，其使用的合法性也已为官方所默认。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为相关的灌溉共同体认可和接纳。私渠一般位居上游，地势较高因而引水方便，加之规模较小，能够因地制宜地利用水资源，但不符合灌溉共同体所严格遵行的原利夫优先原则或曰先占原则。引自萧正洪：《传统农民与环境理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期，第87页。）上游大量截水，使清峪河水资源大量流失。《清》书中收录的泾阳丰乐原“清峪河各渠始末记碑”的碑文中，列出了水利之害有四条，并明确指出其中危害尤大的即是私渠，“近时夹河川道，沿河两岸，私渠横开，约计不下数十道，所浇地亩，不下三四十顷，即河即渠，故河即渠也，渠亦尤河也。如遇天雨适时，雨水宏大，下游四渠还能用好水，倘遇旱魃为虐，河水微细，该私渠叠水封堰，使点滴不得下流。”四渠利夫虽然屡次告官，但私渠的获利丰厚，并不惧怕罚款“然每次所罚，计地内之出产，不过百分之二三成耳，是以屡告屡罚，愈罚愈犯愈不休也”。正渠利夫不得已经常和私渠农户之间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械斗。但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暴力的使用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彼此故意破坏对方的水利设施反而使原本赢弱的水利系统雪上加霜，再加上此时管理体制、吏治都差强人意，私渠益加横行无忌，成为首害。 外省移民这段时期也是造成水资源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清峪河各渠始末记碑”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珍贵的史料“近有湖广人入北山务农者，凡遇沟水、泉水入河者，莫不阻截以务稻。故河水减量，即雨水适宜，被湖广人截以务稻，水量亦即甚微。况天道亢旱，下游四渠还能用水乎？”美籍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著名的“内卷”理论（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他认为：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由于包括人口压力在内的多种因素，劳动力往往会反过来从人口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往相对落后的内地迁移。从而缓解人口压力，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但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内卷之民带来的影响却是负面的，这源于他们大肆开凿私渠和他们不同的耕作方式。关中历史上虽有水稻，但后来随着气候的逐渐干燥化，形成了需水较少的旱作耕种方式。而湖广移民带来了他们习惯的稻作农业——种植生长需水极大的水稻。他们为获取种植水稻所需的水资源，不择手段大量拦截上游之水，下游水量因之锐减，水利设施功能随之大为降低。农业用水的减少使得当地农户的水地几乎无法维持，但他们交纳给政府的粮食税却仍然得按水地来算，即“种旱地，纳水粮”，导致水田被大量抛荒或改作旱地，故“虽有水利与无水利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