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问题，就一直是国内外抱着各种不同目的，试图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所关心的重要课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大致有三个：一是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村落社区内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二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点提出了乡村社会和谐说；三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建构的乡村共同体说。这三大成果的取得，应该说都是有相关的个案作为基础的，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它们在学界又都受到了来自建立在其他个案基础之上的、程度不同的质疑。这些新个案的发现和挖掘，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前人各自所建立起来的范式的偏颇和片面，从而逐步地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认识。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此展开阐述，而仅仅准备同样从一个微观的个案出发，通过解剖分析，揭示其特点，以期使我们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及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某些价值取向，能够更加接近全面地认识。 本文所考察的个案——三泉村，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兰溪市（1985年7月以前为兰溪县，之后撤县设县级市）多山的西北部，距兰溪市区11公里，距黄店镇3公里。村子始建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注：参见周祝伟：《浙江三泉村700年变迁模式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村后面是主峰海拔307.6米的柱竿山，村子与农田均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山坞里。据1997年统计，全村总户数398户，人口1213人，劳动力总数640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552人；耕地面积（水田）911亩、旱地150亩、山2782亩，人均耕地仅0.74亩；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36.7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仅为3万元。全村除民国期间迁入4户异姓外，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唐姓家庭构成的单姓村落，自明嘉靖年间至民国五年曾七修唐氏族谱。现存同治年间编绘的兰溪县鱼鳞图册记录了该村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在清咸（丰）同（治）之乱期间，该村与兰溪县其他的村落一样，曾经以保家卫村的目的出发，组织民团，既与清军作战，同时也与太平军作战。下面我们即对这一史实进行实证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决定这一价值取向模式形成的某些社会特性。 一、季世丧乱起：咸、同之乱中三泉村的人口变迁及原因分析 三泉村所在的兰溪县，地处浙江省严、衢、婺三州交界之地，其西部、北部与严州建德县接壤，西南部与衢州龙游县为邻，南、东南、东北分别与婺州金华、义乌、浦江三县交界。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曾数度往返于严、衢、婺，并于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初四日控制兰溪，至同治二年（1863）正月十二日撤退，历时一年半载有余。据编修于光绪七年（1881）的《兰溪县志》说，该县“咸同之间历洪杨大劫，民人存者仅十之三。”（注：[清]秦簧：光绪《兰溪县志》序。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三泉村作为该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其在这场运动中的情况，官方文献包括县志均无片言提及。但该村编修并保存的《东鲁唐氏三泉族谱》，其中撰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三泉续修谱序》说：“咸同间加以洪杨大劫，兵燹之惨状，为（三泉唐氏）迁兰以来所罕见。”（注：《东鲁唐氏族谱》卷16，光绪《三泉续修谱序》。民国五年（1916）刊本。）指出三泉村在这场战争中同样也受到了重大的影响。由于该谱编修前后相续且时间间隔不长，如光绪甲午（1894）谱与道光壬寅（1842）谱相距52年，民国五年（1916）谱与光绪谱相距22年，而光绪谱的编修距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该村的时间仅30年左右，也就是一代左右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编修的家谱，它所记录的该村人口存殁情况应该还是能够做到比较准确的。兹据该谱《行传》所载族众生卒年资料，对咸、同之乱期间该村各年份人口情况作一统计。 表1 咸、同之乱时期（1851～1864）三泉村各年人口统计表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851 1060 1856 1046 1861 1015 1852 1041 1857 1050 1862 925 1853 1041 1858 1050 1863 709 1854 1038 1859 1040 1864 697 1855 1043 1860 1034 注：（1）本表在统计各年人口时，由于家谱中不载女儿的出生时间及婚期，因此，无法加以统计；但由于谱中记载了娶进媳妇的出生时间，因而笔者权且以未进门媳妇数充抵未出嫁女儿数，料想出入不至于过大。（2）统计时，死亡人口仍计入死亡当年的人口数。 附图
从上述图表（表1、图1）看，三泉村在1851～1860年间人口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然而1860年之后村落人口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从1860年至1864年的短短五年间，人口由1034人降至697人，净减少337人，下降率达到33％左右，即减少了1/3。（注：这一根据族谱正文所载人口统计所得的人口损失比例表明，光绪《三泉续修谱序》所说“尔时（太平天国战争），死地而能生，危地而能存者，盖寥寥焉”，及《三泉续修谱跋》所说当时三泉村“死者十之八九，存者仅十之二三”的说法言过其实。）其中以1861年（咸丰十一年）、1862年（同治元年）两年损失人口最多，1861年减少人口90人，而1862年则减少得更多，达216人，两年减少的人口约占总减少人口的91％。这五年间高达33％的人口究竟是怎么减少的呢？是否如撰于光绪年间的《三泉续修谱序》所说，完全是“洪杨大劫”所致呢？ 要搞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太难，因为《三泉唐氏族谱》于光绪二十年续修时，对于太平军在该村所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均有具体记载。该族谱《行传》，在记载每个族人生卒情况时，如果属于非正常“消亡”的，往往都会附注其原因，如过继、出赘、外迁以及“殉难”、“被掳”等。考虑到三泉村唐氏续修族谱距咸同之乱仅相隔了三十年左右时间，而村民的丧亲之痛又是刻苦铭心的，因此这种文字记录从记忆的真实性角度讲，应当还是比较可靠的。为此，笔者对该族谱中载有“殉难”、“被掳”的村民作了仔细统计，统计结果是“殉难”者26人、“被掳”者32人。也就是说，该村由太平军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有58人。这仅约占这一时期减少人口（337人）的17％左右。那么这17％以外的83％人口损失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据光绪《三泉续修谱跋》说：“……咸同间发逆窜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三泉唐氏）人丁寥落，死者十之八九，存者仅十之二三。”（注：《东鲁唐氏族谱》卷16，《三泉续修谱跋》。）尽管它对该村的人口损失严重程度有些夸大其辞，但却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即该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完全是因为太平军的“杀戮”所致，至少饥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