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历史评价方面的“盖棺论定”，而且还将决定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走向。推而论之，它还关系到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分期等重大问题。 当下，人们正忙于纪念接踵而来的“百年”——“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亦即将不请自到。然而，辛亥革命的面目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或者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以求改进，进而揭开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史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聊表缅怀百年辛亥之情。 一、百花齐放：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与争鸣 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来“立足于批”，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剥削阶级的革命”。在“左”的政治氛围下，辛亥革命的研究成为“险学”。因此，有的史学前辈自觉或不自觉的采取某种“迂回战术”，把革命派圈划成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来研究，旨在证明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比起上层来毕竟也是属于受压迫、受排挤的阶层，也有革命的要求，而且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值得研究，代表这一阶层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也应适当肯定——可谓用心良苦。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中下层革命说”的出炉。但是，且不说仅仅从来源和经济地位上来划分并不科学，就历史事实而言，断言中下层容易参加革命是并无根据的逻辑推理，例如“禹之谟并非是因为工厂倒闭后才参加革命”（注：作者证实，禹之谟正是为了便于革命才把“湘利黔”从湘潭迁到长沙，他被捕后相当长时间该企业一直经营得不错。因此，他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工厂遭到压迫，难以为继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的最新论证[27]，推翻了此论赖以成立的唯一有力论据。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及地方政府起用的多是资产阶级上层名流，如张謇、汤寿潜，中下层鲜有跻身领导层的机会。此说的理论支撑点——“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上层而照顾中下层的利益”也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章开沅、林增平、金冲及、胡绳武等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节制资本”并非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上层，而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垄断资本家。当然，相对于“立足于批”，此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导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曾有过“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根源在于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理解有异。其实，就性质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带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未尝不可。此后，大陆史学界一般统一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称“民主革命”则必以“旧民主主义”冠之，以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分开来。自此，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是，由于海峡对岸和一些外国学者始终持有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调，论争趋向国际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如何评价“反满”或“排满”，是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性质的关键之一。克劳斯的《东亚史》和高第主编的《中国革命》持“国内民族革命说”，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则抛出“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反满民族运动”的论调。上述两种观点虽表述有异，其乖谬则一，实质不贰：即把“反满”贬斥为“种族主义”或“民族复仇主义”，借此抹煞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这种倾向在前苏联一度很有市场，有人不恰当地说“他们（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毛（泽东）主义的历史根源之一”，[24]部分学者甚至炮制出“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奇谈怪论，则暴露了前苏联少数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别有用心。针对这些论调，吴玉章、蔡少卿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反满问题，肯定其鼓动革命的作用。[1]（22）刘大年则指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21]李新认为，“反满”包含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包含反帝反封建的要求”。[2]章开沅更是充分肯定反满的进步和革命的实质，认为“排满就是要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为了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28]大陆学者的论述有理有据，澄清了人们在反满问题上的若干迷思，纠正了某些外国学者“舞反满之剑，意在性质问题”的不良研究倾向。 曾几何时，“绅士运动说”在海外大行其道。早在50年代，台湾学者何炳棣、张仲礼首开绅士问题研究之风气，关注绅士在近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颇有见地。后来，一大批西方学者涉足于此，开始把绅士问题的研究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结合起来。应该说，他们的研究都自有其价值。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如“社会名流”、“地方精英”、“绅商”、“职商”，变化不定，其分类标准又多半限于年龄和学历，或者加上虚实无定的官衔，因而很难说明其社会属性的本质。诚如他们所言，绅士是旧中国重要的社会力量，也主要是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但是，西方学者大多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只要看到企业投资者兼具官僚、地主、买办身份，就不愿意承认其新的阶级属性。再后来，一些外国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把绅士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一时热闹非凡。针对海外“绅士热”的冲击，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头羊——章开沅先生领衔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立项“近代官绅商学研究”，以商会和绅商研究为突破口，以丰硕扎实的学术成果遏制了这股热浪。章先生指出，近代社会里确有一部分进步开明的所谓新派绅士，乐于投资近代企业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之流，并不在少数。他们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常常集官、绅、商、学于一身。（注：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辛亥革命与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等文有翔实的论述。）马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缺乏明晰边界的粘连性，“所谓粘连性，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带水，分化不充分。”[4]（P113）朱英以商会为中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则以绅商为切入点考察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的深层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海内外有关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热烈讨论做出的回应，但主旨仍然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考察“官绅商学”与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对“新派绅士”而言，阶级属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固有的身份，而在于其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即以在地方上的某些经营活动而言，如张謇创办“通海恳牧公司”，周廷弼在故乡建设新集镇，都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自不能作为“封建主义的尾巴”来对待。其实，中国资本家往往翎顶辉煌根本不用大惊小怪，西欧早期资本家的臀部同样也有明显的封建“胎记”。所以，所谓“不应把地主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把绅士一律划在资产阶级之外更失妥当，以此出发来鼓吹“绅士运动说”，从立足点来看过于脆弱。因此，近年来该理论渐成绝响，应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