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革命，也是近代民族革命的一种，它的标帜是认同血缘，属种族民族主义；另一种认同文化为标帜，是文化观民族主义。前者狭隘、激烈，后者较为宽容与先进。 《左传》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即是从血缘上认同，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嗣后凡遭受异族侵略，特别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侵略，这种血缘认同，形成了“夷夏之防”的原则。明清之际，“夷夏之防”观念表现得最为强烈。 晚明腐败，李自成入京后戏弄愿降的明朝文武，并对他们拷打追赃；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北京文武百官出城五里拜降，居民老幼焚香跪迎。而远在南方的江浙，军民却联合殊死抗清，不仅有扬州、江阴、嘉定的屠戮，浙江也是南明抗清的基地。1645年，钱肃乐、张肯堂、张国维、张煌言、黄宗羲等号召当地民众万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都于绍兴，守钱塘东岸抗清兵。继则据守舟山，直至1651年被歼，无一人投降。民众虽易服清装，死后入殓时仍换上明代衣冠，所谓生降死不降（注：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明末义士组织秘密会党，主旨即在反清复明。 但年代久远，满、汉同化融合日深，夷夏之防日益淡化。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朝野则视西人为夷，称之谓“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注：《道光朝夷务始末》所载疆臣的奏折中常用此语。）。在此外部的压力下，民族观念有变化，对内而言，已由种族论式转为文化观式。满汉一体的观念，渐臻盛行。鸦片战争，更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有新的认识，承认西方国家的长处在船坚炮利，由此改变了“夷性犬羊”的看法，有人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因此使民族主义的概念，成了满汉一体，中西对立。不过太平天国的出现，为了造反有理，为了夺取清廷政权的需要，继承并发扬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夷夏之防”理论，对内排斥满族统治，对外同样排斥西方国家，成了这一时期的插曲。 此时清廷的有识高官及知识分子，认识到当时的中外形势，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他们进一步完臻文化观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抛弃传统的妄自尊大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汉民族主义世界观。不过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渊源仍来自中国传统。 甲午战争，偌大的古老帝国，竟为蕞尔邻国所败。但日本虽小，却因其西化改革成功而国力大增，使人看到“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修其政则弱……突厥（土耳其）至大国，守旧拒之则弱削……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强”（注：《戊戌变法》（三），第2—3页。）。激发维新之士进一步注意向西方学习，不仅注意器物层面的文化，还开始怀疑固有的道统，相信精神文化亦非变不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深入民心，逐步形成近代国家民族的意识，戊戌变法应运而起。 世纪之交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与自立军运动代表着当时政坛革新与守旧的两种走向：慈禧为首的一方，利用下层迷信群众，意欲完全拒绝来自西方的影响，盲目排外，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自立军欲保证改革顺利继续而发动了清君侧勤王运动，也失败了，慈禧被迫接受新政，嗣后又有仿行立宪…… 此时则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有鉴满清政府中的亲贵大臣颟顸无能，是革新的阻力，为求有效的清除他们，就选择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否定满汉一体论，恢复“夷夏之防”传统理论——仇满。章太炎是这方面的理论家。1902年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即把种族与革命合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煽动种族仇恨。1903年邹容作《革命军》（注：单行本，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今见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1册，第649—677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亦强烈倡导种族民族主义，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史料，激发人们的仇满情绪，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徐锡麟的仇满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陶成章在《浙案纪略》的《诸党会原始》中说：“明之末也，浙江沿海义师抗拒最烈。……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力乃又炽矣，……（20世纪初）乃复有所谓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积而久之，遂成丁未之巨案”（注：《辛亥革命》（三），第18页。）。即是说浙江的会党，上承明末之反清复明运动，光复会则是“助其焰而扬其波”。 把仇满溶入革命，孙中山实是始作俑者，1894年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时改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1902年在东京召开的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就是由孙中山主持的，并称邹容的《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他创立的兴中会、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宗旨基本相同，只是宽窄有别。两会之间的矛盾、分歧，有人以孙中山的话“‘惟以名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一语最为正确、公平”（注：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和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表明它俩的分歧，不是由于宗旨不同而引起的。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排满革命则一度成为华侨、留学生以及上海等地的主流思潮。与海内的立宪派形成鲜明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