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一书在晚清的对外关系、文化（出版、教育、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各方面的著作多有涉及，近年又接连有专题论文进行研究，但仍有许多最基本的事实需要澄清。 一、版本 《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翻译者为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原理》最初于1836年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出版，伦敦版分为2卷，费城版只有1卷，但内容基本相同；1846年，经修订后在费城再版（通常称为第3版）；1848年和1852年，又在法国巴黎和德国莱比锡以法文出版（通常称为第4版和第5版）。1848年的第4版是经惠顿本人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惠顿去世后，不断有学者对他的这本著作予以修订和增补。1855年，由劳伦斯(W.B.Lawrence)编辑的一个版本（通常称为第6版）在波士顿出版。劳伦斯后来称第6版为“第一个注释版”，1863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第二个注释版”（通常称为第7版，1864年又在伦敦重印）。1866年，由达纳(R.H.Dana)编辑的第8版在波士顿出版（1936年，《国际法原理》作为“国际法经典丛书”的第19种出版时就是选用第8版）。（注：参见Wilson,George Grafton.Henry Wheat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A].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9[M].Oxford:Clarendon Press & London:Humphrey Milfod,1936.）《国际法原理》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文字，1854年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860年在那不勒斯出版了意大利文版，然后就是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万国公法》。（注：Macalister-Smith,Peter &Schwietzke,Joachim.Bibliography of the Textbooks and Comprehensive Treatises on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19th Centur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No.1,2001,75-142.） 《国际法原理》有多个版本，《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究竟为何？ 徐中约最早对《万国公法》进行文本研究，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其翻译蓝本，只是提到，《万国公法》卷前有一篇两页的短文（描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两幅地图（东西半球各一），是惠顿原著所没有的，“1836年和1855年的版本都没有”。[1](P129,P238) 何勤华认为《万国公法》译自“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但他承认自己所使用的只是“1936年伦敦牛津重印本”。[2]所谓“1936年伦敦牛津重印本”，即1936年分别在伦敦和牛津出版的国际法经典丛书版，前已说明，此版重印的是1866年第8版。 刘禾认为：“丁韪良的中译本采用的是第三版”；“一段涉及中国的文字在1836年《国际法原理》第一版里并不存在，它是在作者去世前两年的1846年经过修订的更有权威性的第三版中加入的，丁韪良的《万国公法》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3]刘禾所提出的证据可以证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不是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但并不能证明就是1846年的第3版。 大多数的意见认为是1855年的第6版。张嘉宁选择其第一卷第二章与汉译本对照，结论是段落、标题、文章编排几乎一致。[10](P404)林学忠在先后两篇论文中均注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出版于1855年。（注：《日清战争前清朝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与态度》，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上的教与国家》（雄山阁1994年版）；《日清战争以降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东亚地域研究》第二号（1995年7月）。）《国际法历史学报》发表的一份关于19世纪实在国际法著作的书目也注明，《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是1855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国际法原理》的第6版。[6](P106)研究汉语国际法学术用语的挪威汉学家鲁纳(Rune Svarverud)向王健“提供了有关最早的国际法汉译本对应的西文原本复印件”；王健“取之（《国际法原理》1855年的第6版）与丁译（万国公法》比对核查”，证实“其两相呼应”，并在其著作中列出“《万国公法》篇目英文对照表”。 不过，在把结论下在1855年的第6版之前，还应该排除1846年的第3版。1936年，《国际法原理》作为“国际法经典”出版时，编辑者威尔逊专门写了一篇短文介绍其各种版本，按照他的说法，1855年的第6版是以1846年的第3版为基础的。[4](P15a)照此说来，《国际法原理》1846年的第3版也有可能是《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