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文史通义》及“六经皆史”说在晚清以后的影响，是考察这一时期史学观念演变和进展的一个主要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填充空白的主要是两条印象式的见解：一是同意胡适的说法，即在他受日本人刺激于1921年写出《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前，章氏生平和著述一直处于被掩没而不为人晓的状况[1]。二是在章学诚、龚自珍至章太炎之间建构一条“六经皆史”论的传承系谱[2]。前一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晚清和清末民初时期，许多学者都认真对待过章氏遗书，想当章氏“身后桓谭”者也不乏其人（注：晚清时期议论过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人至少可以举出龚自珍、萧穆、胡鸣玉、戴望、姚振宗、俞樾、谭献、朱一新、文廷式、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宋恕、夏曾佑、孙宝暄、梁启超、陈衍、廖平、陈黼宸、陈庆年、甘鹏云、蔡元培等。 ）。第二种观点则犯了“唯名论”的毛病，不同时间中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议论见解存在着歧异性，包括“经”、“史”的内涵和外延经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此须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解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进而认识经史关系及史学观念演变的复杂性。概括地说，晚清至民国初期对“六经皆史”说的阐述以谭献、廖平、章太炎三家具有典型性。尤其是章太炎在对待“吾家先哲”方面展示出的孤怀卓识，无愧是近世罕见的思深虑周的奇人，只是他的见解被掩没于许多似是而非的诠释之下而已。从章太炎前后时期对章学诚所作评价侧重点的不同，或者说从清末时的严厉指斥到二十年代以后的引作同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回真向俗”的转折产生于被动地回应时局环境的刺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新史学”的演变和实际影响使他感到不安和愤怒，促使这位饱历沧桑的老人作出西西弗斯式的徒劳而悲壮的抗争。而他对章学诚的评价之所以发生变化，也于此可得索解。 （一） 考察章太炎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方面的因缘问题，似应注意到章太炎本身的两个特点，即他自走出诂经精舍之后，大半生涯处于现实政治漩涡当中，他对局势走向和变化的切身感受，往往与他对经史问题的看法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他素持学术于攻辩中求进步的“对境”之论，对手愈奇卓则收效愈增大，譬如王念孙之于戴震，逢蒙之于后羿[3]。自1901年起，在各种论著及演说中，章氏提及章学诚其人其书不下三十余次，大多是在入民国以后。具体论及章学诚学术时，多是挥洒片言断语，刺其疏于考索，夸大自高，徒资谈助，或尚可供初学“泛览”。这表明章太炎并未将章学诚看作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他晚年对学生提及“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4]但他早期所作《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征引过许多清人著述，却从未提及章学诚。 初次述及是1901年的《征信论》一文，主要讥刺《文史通义》论史缺乏征实性。（注：《征信论上》：“章学诚以李陵《答苏武书》世疑其伪作，非也；必江左之士，降北失职，忧愤而为之。自谓其说踸踔，度越于守文者，而任大椿亦称其善。此即与桓、刘之事无异。”“昔唐人言庄周之学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学诚作《经解篇》取之，以庄子称田子方，则谓子方是庄子师。然其《让王》亦举曾参、原宪，其他若《则阳》、《徐无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将一一是庄子师耶？”载《章太炎全集》（四）55、56页。）《訄书》重订本有两处提及章学诚。《清儒》篇称赞“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5]（但在《检论》同文中，“过”字已改作“近”字。）《哀清史》篇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到“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1906年《说林下》也有“史家若章、邵二公，记事甚善，其持论亦在《文心》、《史通》间”的好评[6]。这是章太炎在1907年之前仅有的四处略言及章学诚之处，其中对《文史通义》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1907年底至1908年，章太炎突然一改常态，先后撰写了公开信《与人论国学书》和《原经》一文[7]，对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各章条分缕析，逐一驳斥，显示二章虽曾同样将学术见解压缩为一条“六经皆史”论的命题，但在解释经与史的定义及其相关性，在认识经与史中蕴涵的道学政的特征，在衡准六艺与诸子的重轻，在把握历史与信仰的消长等系列方面，存在着不能轻视的区别。 章太炎刮目相看章学诚，缘由要从公开信中寻找。那封信原题作《某人与某君论国粹学书》，刊出时并未署名，因其中指名批评了昔日之师谭献： “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予略》，然不知其义云何。” 谭献(1831-1901)，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同治举人，曾主讲经心书院。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求学时，曾尊称他为“吾师”而多次请教，并将所作札记和《春秋左传读》呈请审阅。但在那封信里，章太炎已直呼其名。这曾引来钱钟书在代父作《复堂日记跋记》中对此痛加指斥： 直字之曰“谭仲修”，冠之以“乡先生”，而尊称之“夫子”、自署之“受业”，胥归一笔钩乙；而又词兼恢调，其意若有憾焉。岂章君治《左氏》、《周官》，敦崇古学，而谭氏诵说《公羊》，好称今文，有如康成之与何休，今古学不同之所致耶？然吾闻之也，郑君古学之宗，受诸马融以为本师，而从第五元先习《公羊》，著于本传，而针废起疾，未尝横被师门。诗有之，“转益多师是吾师”，章君独不闻之乎？夫尊其生而畔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畔之心也。于戏！师弟徙以死生，势能施于问学。不图逢蒙，乃在大儒！[8-p414～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