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究竟指什么？它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比较早一点，认为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另外一种说法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年来第二种说法被比较多的人认可。此外，解放以前国内和海外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明清之际开始，但这种说法目前在我们国内没有多少影响。 以往我们比较多的把中国近代史说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大体上是从1949年以前流行起来的。那时范文澜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张闻天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讲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当时把近代、现代那样划分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1949年以前，当然不可能把近代说到1949年，现代只能说是五四运动以后了。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近代现代的概念应该有个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一时期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这个看法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多年，是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多年间能够发生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用更宽广的眼光来看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此以前是古代的中国，而在此以后是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它处在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为后者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几句话把这一段历史所处的地位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把20世纪一分为二地看，上半个世纪从1901到1949年，主要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从1949年到2000年这后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是努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面将近50年的奋斗，正是为后面的50年扫除障碍。走不好前一步，就谈不上走后一步。江泽民用的提法是“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绕不开的前提。 下面阐述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响亮的口号。这里说的复兴跟一般的讲发展不同。复兴是指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要重新振兴，这叫复兴。如果过去一直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今天只能叫发展，不能称复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唐盛世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8世纪来康熙至乾隆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仍处在世界的前列。那时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及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尽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19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鸦片战争被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我们称它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它还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假如它完全丧失了独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所谓半封建国家，其另外一面又是一个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这一面，也就谈不上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标志性后果，就是中国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中国近代史划分从这里开始，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逐渐成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 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危险的局面。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怎么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觉醒呢？当时中国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魏源，写了一部《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序言中讲到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耻辱，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又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时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为例，认为只要我们了解世界，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办法，大清帝国就不难恢复到过去那样“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魏源是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其认识也只是到这个地步。 此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逼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那时许多人仍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反过来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感到这已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他们认为这次英法联军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相反还帮助朝廷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加之那时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当时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反而都说这是中兴。现在海外有些人写的中国历史仍把这时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后来又发生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由于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屈辱的条约。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为是在“盛世”。郑观应曾写了一本《盛世危言》，影响非常大。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可以说郑观应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认为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人们对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仍然认识不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多少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更造成人们一种所谓“天朝大国”的心理，觉得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这种状况不经过非常强烈的刺激，是很难改变的。结果，周围客观的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这些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