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趣，尤其是疏离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更多地观照了下层和中层社会的真实生活形态，逐渐地促使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日趋清晰。于是，率先由西方学术界引发，也有中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西方式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问题出现在中国学者的面前，渐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注：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26页。）根据笔者观察，现有成果多是从对明清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传统工商业行会、会馆、公所和慈善事业的善会、善堂的考察之后得出上面的结论的。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对照搬西方社会的一些概念来套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的做法及其结论是存疑的。由于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研究，尤其以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为考察对象的缘故，这就成为不能避开的话题。 许纪霖先生发表在《史林》2003年第2期的大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该文主要内容亦曾在《光明日报》等报刊登出）是对中国近代公共领域问题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其思辨的行文给人许多启发。许先生的思路不似前面所说从传统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入手进而讨论公共领域，而更多地则是从传统思想史和政治史视角切入，再结合哈贝马斯的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进行概念的铺陈和演绎的。笔者在学习和阅读时贤论著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学者在参考和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它可以启发思路、减少弯路等），往往会被前人的学术框架和结论等所束缚。因此，自己的很多结论就是在别人的结论之上直接推演而来，却不一定深究别人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得出的结论，以及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笔者对许先生的文章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所疑问，不确之处，敬请批评： 第一，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出现的时间问题。第二，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否与资产阶级存在关系。第三，关于文章中的一些论据和论证问题。 二 先谈第一个。许纪霖先生指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其表现是士大夫议论时政，参与变革。这时公共领域的结构是报纸、学会、学校三位一体。许先生认为，1896年成立的《时务报》是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起点。强学会和格致书院是士大夫评论时政、施加压力的活动场所，而《时务报》是发表看法、制造舆论的传播媒介。但是，笔者不同意许先生的这一观点。首先，像1840年和1895年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社会转折点不一定都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可能存在着它自身的一些发展演变规律，如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说从明清时期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中得出公共领域还比较牵强，那么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形态的不断转型，中国的工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相应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报纸、刊物、电报等现代信息传播工具，还出现了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继续发展，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战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走向成熟。其中，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工商业资产阶级、洋务派知识分子等）是主体，其活动空间有《申报》、《汇报》等报纸，有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有许多民间义赈慈善组织（其上层位于上海、苏州、杭州等处，基层延伸至全国各地，也波及到海外）。他们经常对关系国家全局或者局部的问题发表意见，比如军事、外交政策、教育、赈济、慈善、农田水利、城市建设、戒烟、防疫、娼妓、妇女工作、流氓、消防等等。 关于第二个。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否与资产阶级存在关系？许纪霖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文中指出，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由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很自然地会产生政治诉求，在未有制度化渠道之前，就自发地聚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领域，并进而体制化。但是，许先生认为中国晚清（上海）不存在市民社会，真正的建制化的市民社会的标志是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出现。比较明显地，许先生忽视了明清以至近代经济社会的演变轨迹。正如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傅衣凌先生所指出的，16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欧一样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这是世界性的潮流。（注：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17、18世纪西欧实现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而中国这一现代性经济因素却呈现迟滞状态。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才在中外双重因素的基础上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可以说，这时在中国某些地区（比如上海）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上海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展出公共领域的社会现象。 关于第三个。据笔者的陋见，许先生这篇文章中的论证的逻辑性和论据的准确性似乎也存在问题。首先看其论证的逻辑性。在第81页末段，许先生认为洋务士大夫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但是，下段又说他们最多应属于90年代后期形成公共领域的基础和条件。并且还认为，“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这里已经表明，许先生既想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成为其公共领域的主角，但又受到时间的局限，而将他们隶属于体制内，从而“缺乏（公共领域所要求的——引者加）真正的民间身份。”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两难局面。稍后，许先生为了将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说成是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代表人物，就认为他们只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基本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要回答洋务时期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伦等人，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到底谁与体制联系最紧密，以及谁应属于体制内的问题，只要多了解一点他们的出身、功名、履历就应该很清楚了。还是围绕这一点，许先生认为，郑观应与梁启超两人对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功不可没，不得不提。他还认为，“郑观应、梁启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许先生又混淆了一些时间上的概念。因为他知道二人在形成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了解二人的主要活动时期。我们知道，郑观应的思想的最早表达是通过《申报》这一公共传播媒介的，后来又经过完善和补充，结集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而他的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公共思想，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发展定型。戊戌变法时期，他虽然与其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孙中山等人有所交往，但是其改革的积极性和对待变法的态度已大打折扣，带有比较消极的色彩了。也就是说，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按许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近代公共领域史）中的地位和主要功绩应该被限定在洋务运动时期。（注：参见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许先生还认为郑观应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那么很明显，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时间应该往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