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种植鸦片日趋兴盛，这是清代晚期种植经济的转轨性表现，其基本动力来自烟农对种植比较利益的自然追求。在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背景下，这一经济转型反映在观念上就是朝野人士和近代媒介所张扬的“鸦片商战”言论，虽属无可奈何，但不乏“进步”意味。于是，中国对抗西方的手段，不但有兵战、商战和学战，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鸦片商战”。近代鸦片泛滥的成因甚多，观念因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借梳理“鸦片商战”观念萌生、发展的脉络，试图揭示晚清人士关于鸦片禁政观念的实态；由这一侧面，还可以解释近代国人在维护民族利益中的非理性面相。 一、鸦片商战言论的萌生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有丰富的内涵，“以土抵洋”是其中的一个要项。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以土抵洋”，大致是指以民族产品抵御外国经济入侵；狭义上的“以土抵洋”，则是依靠“鸦片商战”，发展和扩张土产鸦片，排挤进口和走私的外来鸦片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其中的“土”（土药）是民族利权的象征，“洋”（洋药）则成为外来势力经济入侵的重要工具。这一认识与当时士绅之间流行的商战思潮有关。郑观应1894年阐论“商战”理论时首次使用“鸦片战”说法，将其列为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1](P19)。与这类观念相呼应，廷臣与疆吏则采取了“寓禁于征”、“以征为禁”的政策。 弛禁土药以抵洋药的观点曾被道光皇帝所封杀，以许乃济的弛禁论被申斥最为典型[2](P9)。此后，被公卿宿儒推重的蒋湘南仍坚持弛禁鸦片，以土抵洋，“以中国之鸦片抵夷人之鸦片，夷人为利而来，必至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复贩”[3](P35)。鸦片战争后的较长时期内，或弛或禁的言论较少出现，即或有之，亦多主禁政为不急之务，担心禁绝之法徒增苛扰，并且忧虑民间生计受到威胁[4]。咸（丰）同（治）之世，变乱频仍，清廷财库空虚，洋药纳税准进，土药名虽厉禁，而地方间或偷植，州县官吏或禁或弛，久无定法。1873年，辽东一带即因官吏升黜调迁，禁政糜烂一时[5](P6)；浙江台州官府对罂粟种植干脆息事宁人，以防烟民暴乱[5](P72)；更有甚者，地方官吏纵容属地广植罂粟以牟暴利，“蒙古的亲王伯五，因见北京附近广植罂粟，乃下令所属地区拔除所有其他作物，改植罂粟”[5](P19)。鉴于全国性禁政推行已不再可能，无奈之下，士大夫群体中萌生的“鸦片战”虽系自欺欺人，却不失为一种消极的抵制手段。 鸦片商战在道光后期尚属被清廷封杀的危险之论，而咸同后期，特别是光绪一朝却为愈来愈多的人所信奉，公开的言论多讲以土抵洋：“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6](P75)。主张与英国进行“鸦片战”的郑观应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即有以土抵洋的想法，建议民众多食川土，少食洋土，且视之为固国卫民的途径[7](P19]。光绪中叶，郑氏又列出对待鸦片的三个策略：“上策”是严定期限，一体戒除，主要途径是实行鸦片专卖；“中策”是广种土药，阴抵洋药，并暗收利权；“下策”则是“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燃眉之急用。”[7](P400-401)按照他的看法，鸦片专卖属于“上策”，而“鸦片战”当属“中策”一类；“上策”涉及外交，较难办理，而“中策”虽然消极，却较有希望。与郑观应相比，有人提出了更具体的鸦片战方案，简称“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宜择地以广种植也”，四目包括“择种地以编清册”、“开井塘以溥水利”、“轻税厘以保利权”、“一行价以抑洋药”等[8](P538-540)。论者的观点是主张鸦片弛禁，但论著的标题却是“禁栽罂粟策”，遮掩之间仍是提倡务实的以土抵洋方针。 光绪中叶，曾纪泽承命对英国交涉鸦片税厘并征，他也倾向于采取郑观应提出的鸦片“商战”策略。张焕纶建议他与英国谈判鸦片征税问题，张氏谓：“中土禁烟，久无长策，操之促则生变，持之缓则渐弛，况海岸辽阔，岛屿纷歧，藏匿必多，拦截匪易”，“此事转机，匪伊岁月，稍尽人力，冀挽天心，此使臣之责也”。曾纪泽对此既赞同又无可如何，断言“未易急切图功”[9](P346)。清廷内部以土抵洋的言词更为强硬，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刑部左侍郎——在光绪初年干脆扬言进行鸦片抵洋。他告知总税务司赫德：他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赫德认为这是“骑虎难下”之论[10](P1009)，尽管如此，他还是建议英国令印度搞好自己的财政。 实际上，赫德的愿望极难实现。英属印度依赖鸦片为岁入大宗，孟加拉地方生产的鸦片直接属于印度所有，而各土邦生产的鸦片在孟买出口上船，并由印度政府征收过境税。早在1871-1872年期间，孟加拉和土邦生产的两种鸦片每年收入共计八百万英镑，相当于印度政府当年度岁入的七分之一[11](P10)。由此，英国政府批评中国仅仅从卫生和道德层面看待鸦片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英人强调的是商业利益，“即使所说洋药的毒害作用是确实的，只要中国准许栽种罂粟而且在大规模地进行，禁止鸦片进口并不能影响吸食。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来看”。由于英国在鸦片贸易立场上毫不退让，总理衙门措辞强硬地照会阿礼国(Alcock,Rutherfold)：如果英国不愿停止鸦片贸易，中国最后一着将是取消栽种罂粟的禁令[12](P151-155)。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他提醒英国国会说：“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13](P168)但是，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土药的竞争能力。的确，1863年，赫德曾向各海关发放过一份问卷，询问本国鸦片能否取代外来鸦片，结果，除厦门海关外，牛庄、天津、九江、镇江、上海、汕头、广东各海关税务人员均称：本国鸦片对外国鸦片的进口没有妨碍，或称土药无取代洋药之可能，原因是土药味淡而涩，且失重率大[17]。税务人员的观察是仔细的，并且一语中的，土药的竞争力长期以来远远逊色于洋药，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质量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