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翻译最初被称为“通事”，后来才叫做“翻译官”和“翻译家”。“通事”这种说法是从隋唐时期的“通解”演变而来，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1]。近代早期通事或岭南通事最初是随葡萄牙人16世纪东来广东澳门一带后才出现的（注：据明·叶权等在澳门所见，“岛中夷屋居者，皆佛朗机人，乃大西洋之一国。”当他们进屋参观后，发现屋内挂有耶稣受难和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之画像，因不明白这两幅画的意思，于是便指着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的画像问：“‘一美妇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谓？’通事为余言不了了。”几日后又来到“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通事回答说：‘非。是今年人从东莞拐来买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养五、六人，女子多者十余人，俱此类也”。见叶权等撰《贤博编、粤剑编、原李耳载》中《游岭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6页。）。1557年，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为由，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了澳门。从此，澳门便成了洋商、买办、水手、传教士、通事等聚集的主要场所。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长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由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和中国粤语组成的杂交体——“广东葡语”(Cantāo Portuguēs)或澳门葡语或洋泾浜葡语(Pidgin Portuguese)。起初，这种不中不西的“怪胎”语言主要由中外商人和水手、中国通事和买办使用，后来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和当地店主、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在最初中国和西方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一方面，广东葡语作为口头交流工具在当时非常盛行；另一方面，拉丁教义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的书面翻译主要在来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进行（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征、韩云等的翻译合作）。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英国人的对华交往后来者居上以及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大，中国的英语翻译才替代了拉丁教义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的翻译；而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颇有特色的口语形式开始流传于广东地区。因本文的主题所限，笔者在此将不涉及近代中国英语图书的翻译活动，而是着重探讨活跃于这个时期操洋泾浜英语的“广东通事”之角色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注：为方便研究起见，一些学者把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通事”归类为“岭南通事”，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广州的“通事”归类为“广东通事”，鸦片战争后不久游荡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通事”归类为“露天通事”或“口译临时工”。至于“翻译官”和“翻译家”的提法是稍后的事情。从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获得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到1715年前后广州英语出现时是“岭南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澳门葡语，也有一些来自台湾操荷兰语的通事活跃在台湾与岭南地区之间。马士曾提到，最初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1637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从18世纪中叶广州英语开始流行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时是“广东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广州英语即广东洋泾浜英语，活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到洋务运动时是游荡于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露天通事”活跃的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经过正规培训的“翻译”和“翻译官”，他们多少带有点官方的性质。至于“翻译家”则是在清末民国初才出现的，主要活跃于文学和学术界。见［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卷合订本，第65页。）从而揭示出近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一些特点。 从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广州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起（注：在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中国广东地区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懂英语的中国通事，只好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最初不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人要到广州去见中国官吏难于物色中文翻译，因为“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只好叫葡萄牙人陪同，“在那里有几个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为中国人做翻译”。见［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第35页。），到1715年广州英语开始成为中外贸易的通用语止[2]（65-66页），广州的中国商民和被称为“红毛番鬼”的英国人已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双方自然需要一种语言沟通，于是就像澳门葡语发生的路径一样，广州英语也应运而生。在1715年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尤其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对外经贸仅限广州一口以及1760年广州贸易制度（“公行”制度（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四口被称为“粤、闽、浙、江”四海关。自18世纪初叶以来，外国商船渐渐只抵达粤海关，而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所谓“公行”也称“十三行”，指早年清政府官方所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与在广州的十三个外国商馆或十三行夷馆彼此靠近，有利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而早在宋朝时，广州就是中外贸易的市场和允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口岸。见［美］亨特著、沈正帮等译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另见于语和、庾良辰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和吴建雍著《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得以恢复到鸦片战争后五市通商口岸开埠，广州英语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广东通事还被征调到浙江去翻译英军俘虏的供词[3]，这表明当时江浙一带通事的缺乏和广东通事吃香的程度。 关于广州英语在沿海一带的影响，中国学者吴义雄在其研究文章中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实际上，由于清政府限制外国人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在非贸易季节只允许他们住在澳门，以致英美等国的贸易公司、商行在澳门建有住宅，有些人长期在那里居住，这在客观上为广州英语在澳门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英语甚至已不仅流行于广州——澳门地区，而且开始传到广东以外。至于鸦片战争后广州英语竟一度流行于上海一带，就更非卫三畏写文章时始料所及了。”[3]不难理解，随着英美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不断渗透到中国的事务中，英语一跃成为中西交往的官话。在一些清人著作中，可见到一些涉及清朝后期英语在我国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吃香的程度的记载。清人袁祖志的《谈赢录》记有下述夸张之说：“中上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以来，几于举国若狂。”[4]（6页）相比以前的岭南通事，广东通事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美国商人亨特对广东通事有不少的记述，其中有褒有贬。在一些昏庸无能的清廷官员看来，广东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广州知府转向坐在他左手下的知县说：‘你看，通晓番话真是很有用处呀！’然后，他又对着老汤姆说：‘通事君，你学识渊博，聪明过人，令人敬佩……。’”[5]（28页、30页）但在洋人的眼中，广东通事或是“骗子”，或顶多只能是一些能干的“下人”：“主要的通事有‘老汤姆’、‘小汤姆’和阿兰仔。他们是外国人许多雇员中的首领，协助他们照料日常事务，如侍候城中出来的官吏，检验出入口的货物，替这些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关监督衙门，以备登记，以及后期征税等。……作为一个团体来说，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那位总通事‘老汤姆’，无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它永远保持冷静。无论被官员恐吓，或者被外国人辱骂，他都从来不发火。尽管有时遇到了难以和解的问题，他总是能圆滑地将官吏对付过去，并使‘外夷’愉快。”[6]（37-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