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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28年间留日学生群体、赴日考察官绅及其他人士在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留日学生所学专业及赴日考察官绅所关心领域表明，这一群体在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一引入日本经验、推动直隶近代化的进程中，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民初直隶省政府延续了这一作法，使以天津、北京为龙头的直隶省近代化走在了全国前列。直隶省既注重派出留学生系统吸取近代化知识体系，也注重派出官员考察力促观念转变，两相结合，有效排除了因制度与观念差异进而导致近代化进程受阻的障碍。直隶省派学生留学、派官员考察的做法，应是后发国家区域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之一。
察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熊
所著《近代中国官民日本の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孙雪梅所著《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以考察中国人吸收日本现代化经验为主题的著作，对清末民初直隶省官绅对日本考察的目的、行程、项目及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熊和孙雪梅的著作，还就这一时期东游官绅回国后在推动立宪运动、司法制度改革、直隶地方自治、教育等方面近代化所做的努力举例进行了考察。然而，直隶省在各方面的近代化成效，并非只是东游官绅群体努力的结果，也包括期间学成归国的留日生群体的作用。单单强调某一群体而不是合力的作用，难以说清历史本相。此外，留学及东游官绅群体对于直隶省工业近代化的作用，上述著作未及讨论应是一个缺陷。在时间上，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于清末，1900～1928年间表率全国。完整地对这一时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进行考察，综合分析留日学生与东游官绅群体引入新的文化与技术的作用，才能更清楚地发现区域近代化进程的特点与意义。本文的新意则是在众多中、日文资料与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特征进行完整地、综合地考察。） 一 学养分析与职业分布 近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经历了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遭遇。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却仍在“中体西用”抑或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中踯躅不前。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惨败。昔日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日战败中经受强烈刺激。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1](p249)由此，“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极大刺激了中国人，在不少以为日本成功崛起在于立宪制度的青年中，掀起了海外留学热潮，赴日留学更是首当其冲”[36]。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希望。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招募到的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以往，是安排日人进入公使馆教习学生。然而这一次，公使裕庚通过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公寺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经意间，近代中国留日及考察日本的历史大幕，被13名事实上的留学生拉开了。 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要“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上述基本理念却指导着急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直接影响着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扶桑留学和对专业的选择。 1898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此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蔚为壮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进行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留日学生一般都占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明显多于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45](p595～596)（注：1921年至1926年间，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仅为1189人。同期各省确定的省费学生定额中，留学日本的定额为1075人，也大大高于留学欧美的318人定额。）与此同时，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 表1：1901～1937年间留日中国学生数量统计表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274608 1300 2406 72857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