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注：截至目前，直隶教案的宏观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文章也只有董丛林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篇。文章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直隶的38起教案进行了研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的变化。兹概括如下： 一 地产之争引发 （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 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官地，可以奏明给予；如系民地，亦可置买给予，由官发价。”[1](p260)从而为此类教案的解决定下了基调：有证据的当然要还；查无确据的，如果对方态度强硬也不妨赔送一块。刚刚成立的大清帝国中央外交特设机构——总理衙门并未表现出初生时的锐气，而是一派疲塌作风。 法国方面，虽然条约在手并有大清上谕作保，但一一去查显然不可能，因而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直隶）从前遵旨所建天主堂七十二座，均应按约查还，若如此办理，许多费神，不如烦饬拣二、三处地方办理。”[1](p242)并最终选定正定、宣化两处。1861年10月，法使布尔布隆数函总署要求查还，之后呈出直隶旧有天主堂“清单”[1]（第365号），诈称只查还此二处余可免究。清总署及各地方官犹豫再三后态度转变，法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上述两处旧址。但法国很快就食言，此后又发生3起案子：分别为1862年清河县教案[1]（第471号）、1862年深州大染庄教案[1]（第458、463、468、469号）、1866年宛平县罗谷峪教案[2]（第337,376,390号）。法国基本达到了目的。 禁教期间，各地教堂大都被毁或移作他用，查还旧址也毕竟有限，因此60年代以后各地教士纷纷租买房产以建堂传教，由此引发的教案不在少数。传教士租买房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当地官府租买，如1861、1862年法国传教士分别向河间[1]（第391号）、深州[1]（第448,455,456号）地方官租得房产；二是向民间私人租买。在直隶，后者是引发教案的大宗。 实际上，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内地置产有严格规定：第一，契据内只写立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以保证其“仍为中国之地”；第二，卖业者于交易前须向当地官府请示，严禁私卖[1](p54)。不仅如此，传教士租买房产还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绅士民的普遍反对：“民间将地私卖洋人，乡邻闻知，即令悔议；即守土官宰，亦将藉口百端，不肯即以此项授受注册，往往经无穷周折，而后议成。”[3]被教方指控为“从中阻拦”、“纠约指使”的有县主、典史、千总、差役、民众等。而地方士绅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或直接出头拦阻，或坐镇幕后操纵，成为此类案件的实际指挥者。士绅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第一，买卖房产历来为民人所重，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控制主体”[4](p123)的地方土绅必然会在此类事件中行使自己的“地方事业之权”[5](p68)，当自身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会挺身而出。第二，与绅民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的认识有关。晚清时期，在相对闭塞的直隶城乡社区，一般绅民将高鼻深目的外国传教士视作“异类”，而将外来宗教与本土的秘密教派、会道门等量齐观，1868年1月，署理直督官文的奏折中即有“查天主一教，与白阳白莲等教，同干例禁”[6]（卷56,p14）之语，可见一斑。1868年永清教案[7]（第238号）、1895年固安教案[8]（第505号）均因绅民阻拦教士租房引发。 （二）因民教互争公产（注：包括族产、家产、庙产等，在直隶以“庙产之争”引发教案最为典型。）、地亩而起 晚清时期，各色神庙寺院遍布城乡，其数量之多，曾令19世纪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们一度“难以置信”[9](p131)。60年代以后传教场所的普遍缺乏，使各地教民将目光聚焦于“合村公产”——寺庙及其香火地上，寺庙成为进行教务活动比较理想的地方。教民认为，既是合村公产便可拿来使用，但很显然，他们的想法与做法遭到了非教民的反对。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己申辩：一方以维护传统信仰为辞，将对方视为“叛逆”；一方则以有“股份”在内而理应分得相驳，二者互不相让。于是民教两方由信仰不同和实际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直隶，这样的官司有好几起，其中以1864年柏乡县塞里村一案最为典型：此案从1862年教民“未得公议”在观音寺设学传教而起，两年后，当地庙会期间村民欲在寺内“施茶”，教民占住不让成讼，县断令教民暂挪，俟施茶事毕仍归教民使用。旋迭次翻控，经州断令村民另行择地对换给教民建堂结案[7]（第1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