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这次斗争往往被看作是孙中山让权的一部分，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尤其对迁都之争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也往往被一笔带过，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专题性档案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比较全面地收录了自1912年至1924年间涉及20余省的共49次有关兵变的档案资料，但惟对民国成立后最早发生、与当时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京保津兵变”却没有应有的反映，实为遗憾。其实，迁都之争是中华民国肇始之际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一次严重的政治较量，而“京保津兵变”除了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外，对所涉各地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在此，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之过程及影响再作探讨，并就教于诸方家。

      一

      建都南京或北京，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看作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为了“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孙中山建议建都南京。他的本意是要袁世凯离开其根深蒂固的巢穴，把建都南京作为约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一种办法。他强调说：“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因此，在他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辞职咨文中，附加了三个条件，即：

      (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根据以上建议，南京参议院经过两次辩论，通过了设临时政府于南京的决议案。

      袁世凯一向拥兵自重，当然不愿意离开其北洋军阀势力盘踞的北方而南下，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便已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注：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著易书局1912年版。）但表面上却表示要“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勉尽公仆义务”（注：《袁世凯致孙文铣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86页。），同时却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而不能立即启程（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暗中则设法抵制革命党人利用民主制度对他的约束。1912年2月21日，他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在电文中强调他不愿离开北方的理由是：

      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回里，为共和之国民……（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页。）

      袁世凯以去就拒绝南下，可以看出他与北方军阀互为依存的关系；其动辄以帝国主义之意见相要挟，也反映了袁世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态度。

      孙中山把“争都”问题看作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不但多次敦促袁世凯南下就职，而且一再坚持“以新总理接事为解职期”（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作为他向袁世凯让位的原则和条件。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改变决议，依然按照2月18日的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宋教仁、汪精卫等8人前往北京“专迎大驾”（注：《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以促其南下。迎袁专使到京后，曾布告全国，申明袁氏南下就职之必要，强调：

      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南京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使袁世凯已处于政治斗争的被动境地。然而，袁世凯在这个关乎北洋根基的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在革命党人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众目睽睽之下，他既要做强者，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便又施展其政治“机智”，一面盛礼欢迎专使，并“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且在27日会见专使时当面允诺：“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注：《蔡专使等致孙大总统电》，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甚至还规划了南下的路线，做出即刻就道的姿态。一面又搬出他的北洋嫡系这块底牌，以图自保。于是，他亲自导演的“壬子兵变”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相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