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注：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曾一度并行于世，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因此，从它们各自缘起和产生语境入手，疏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学”的由来与涵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太学相当，二者往往互训。 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语义则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究其来源，20世纪20年代即有论者推断其为舶来品。何炳松曾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于是他估计“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即“支那学(Sinology)”（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汪震、王正己也说：“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顾时，则更是详细阐释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土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20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这种追溯似仅是就“国学”这门学问的起源而言，并未对这一词汇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实来历细加考辨。 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国学”的涵义也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据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载，日本古代的“国学”乃相对于中央的大学而言，指各国设置的郡司子弟学校，主要传授儒学和医学，在平安后期衰落（注：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两相参照，除级别稍异之外，中日两国这一概念的古代涵义十分接近，显系日本摄取自中国。不过，日本近代之“国学”一词则与此名同实异，它指的是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因其旨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故以“国学”为名，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注：桑兵：《国学研究与西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对于异域学界这一动向，较早的介绍者当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注：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乃梁启超。1902年秋，他曾经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之于黄遵宪，并且商请黄氏“分任其事”（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如果说梁启超此番提及“国学”，还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他在数月后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屡屡径直称之：“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或是作为回应，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注：《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26日。）。稍后，邓实也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1904年3月31日。），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注：邓实：《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号，1906年2月13日。）。至于国学巨擘章太炎，更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 由此可见，诚如有的论者所观察，“‘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注：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第3页。）。确实，从它见诸报端的频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团体的纷纷建立来看，到20世纪初，“国学”一词已基本实现了语义的转换，并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 不过，因“‘国学’一名，前既无承”，纯属舶来转借，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注：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以至于“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注：闻宥：《国学概论》，胡韫玉（朴安）、陈乃乾编《国学》第1卷第3期，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陈独秀就断言“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注：陈独秀：《寸铁·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517页。）。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注：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曹聚仁则更是因此提出了“轰国学”的主张，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2-93页。）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问道：“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