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和“科学”

——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观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讲座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

原文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发现二十世纪初“科学”取代“格致”一词,是与清末兴办新学堂、废科举制两件大事紧密相关的。我们认为,运用思想史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研究方法,对观念史研究和揭示科学和社会文化间的关系,是有相当大的辅助作用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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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中国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自此,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及文化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前不久,我们发表了“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以下提到该文时用其简称“从‘格致’到‘科学’”)(注:见:金观涛、刘青峰2004。),其中特别论述了废科举与“科学”一词取代“格致”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代名词的关系。现在之所以再就“科举”和“科学”两个关键词撰文,是因为我们觉得,研究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取代过程,是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社会事件与观念转化的极好案例。

      一 从一项统计发现讲起

      历史学家在讨论废科举原因时,差不多都会谈到这一制度不能选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它是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科学知识系统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致地考察一下“科学”取代“科举”的术语转化,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不易发觉的悖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是science的翻译,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knowledge)(注:见:雷蒙·威廉士2003,页346。);但“科学”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其原意本来就是指“科举”(注:宋代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曾这样写道:“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这里“科学”是指“科举之学”或科举学校之简称[《汉语大词典》1986,页4749]。又例如:“正嘉之间文体日偷杨慎极论其弊曰太祖始制科学诏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有千余言者不根朱程妄自穿凿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续通典》1935,卷二十二“选举”杂议论下]又如:“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业一如科学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邱濬(明)1987])。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科举制主要是为朝廷选拔符合儒家意识形态官僚的制度,它与单纯求知的关系并不那么大。历史上,自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士大夫一直是用“格致”来翻译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最终会选用“科学”这样一个本意是指涉“科举”的词来表达西方的science呢?学术界对它的解释是:日本早在1870年代将science译成“科学”,二十世纪初正是日本留学生将大量日译词带到中国的时期,“科学”即其中之一。语言作为表达符号本是一种约定,名称和指涉对象关系的建立似乎充满了偶然性,和社会思想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没有什么关系。事实真是如此么?

      在写作“从‘格致’到‘科学’”一文时,有一项统计结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关键词统计分析表明,1895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格致”指涉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突然发生的,突变点在1905年。从此,“科学”成为science的唯一译名,“格致”一词迅速消失(见图一)。一般来说,语言变迁是缓慢的过程,很少看到突变现象。结合我们以前的研究,普遍观念的巨变通常都和重大社会事件有关,190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此相关的重大事变呢?这就是1905年9月中国正式废除传统科举制度。于是,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科学”取代“格致”和废科举同步,意味这一取代过程与废科举制决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推测,正因为在中文里“科学”本意是“科举”,虽然这一意义今天已被遗忘,但是在当时士大夫是知悉这一层意义的;故在废科举之前,用指涉“科举”的“科学”来译science应该存在着障碍。相反,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才可以在十九世纪末就采用“科学”来译science。

      

      图一“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注:图一和图二根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数据库(1830-1925)》作出,该库总字数约六千万字。其中包含如下资料(括号中标出字数是以万为单位):

      一、近代重要论著:冯桂芬:《校邠卢抗议》(5.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2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11.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二编》(31);郑观应:《盛世危言》(13.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新学伪经考》(24)、《孔子改制考》(22)、《大同书》(24);严复:《严复著译全集》(279);张之洞:《劝学篇》(4.3);苏舆:《翼教丛编》(13.7);徐继畲:《瀛寰志略》、《瀛寰考略》(22);魏源:《海国图志》(100);郑应观:《易言》二十卷本(2.4)、《易言》三十六卷本(7.6);许楣:《钞币论》(1.6);陈衍:《戊戌变法榷议》(1.3);薛福成:《筹洋刍议》(3.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5);谭嗣同:《仁学》(5.6);章炳麟:《訄书》(105);容闳:《西学东渐记》(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00);陈天华:《警世钟》(2.6);刘师培:《攘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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