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05）01-0098-08 广袤的西北大地，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交通、文化、国防上一直都占据重要的地位，政府对西北的开疆拓土和开发经营几乎不曾间断，著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的交流曾经辉煌一时，因此，西北研究也一直都在延续。但从保存下来的西北文献来看，西北研究的真正兴起，可以说始于清朝嘉、道、咸之际，伴随着清朝国力鼎盛之时对西北的经营以及西北内乱的发生，到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边疆危机的不断加重，而日显紧迫，由此而兴起了前后两次蔚为壮观的西北研究高潮。第一次从清代嘉、道、咸之际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后；第二次以20世纪30年代为核心前后延续20多年，尤其集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通过对这两次西北研究的考查，笔者发现一个值得叙述的现象，那就是截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政府机构和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内迁之前，北京在边疆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的主导地位。本文即以近代西北研究为线索，并且上溯到清代嘉道之际，来展现近代作为首都时期的北京与祖国西北边疆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对边疆问题历来比较重视的优良传统。 一、京师与边疆研究 北京作为元明清以来的都城，人文荟萃，一向是国家的学术文化政治中心。而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疆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始终与国家政权和国防问题紧密相连，所以边疆研究始终和都城北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都城的边疆研究也一向比较发达。 首先，来回顾一下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特点以及与京师的关联。清代边疆史地的研究兴起于国初、酝酿于乾嘉而至道咸时期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是清朝入关之后，尤其康、乾两朝，用兵西陲，开疆拓土，以致开发经营，西北也渐为学者所注目；另一方面，也正是乾嘉盛世之时清朝国力却已显衰退，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外国侵略势力也开始向我国边疆地区渗透，尤其俄国对我国北部边疆的窥觑，这样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遂把目光转向了边疆史地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尤其是对西北地区的研究，风气所致而成显学。统观晚清研治边疆的学人，就会发现他们对西北边疆学术道路的选择和研究，大约有以下几种机缘：一则参与西北官修志书的编纂，而获得了西北边疆研究的直接机会，如祁韵士曾在翰林任内，接触过皇家秘笈，徐松曾任翰林院编修，孙筠曾任翻译生员，洪亮吉曾任高宗实录馆纂修，龚自珍参与《大清会典》理藩院门类的校理，后又参与《大清一统志》，他们都因此而接触到各种深藏内府的西北资料，为治西北之学提供了最直接的机缘；二则因“宦游”或者“遣戍”西北，而能亲历西北边疆，在博览古籍的基础之上又能实地考察西北山川地理和人文社会，更成就其边疆著述者，如祁韵士、徐松、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均如是；三则因京师交游而深受西北学人的启发亦热衷于此，如张穆、沈垚等人，而且“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一种催发剂，他们在多方面的双向交流中相互写作、鼓励，获得所需要的各种精神材料”，因此“这样便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效应，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1]由此可见，京师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为西北边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为学人之间的谈学论道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些学者的京师论学远远不只是西北史地爱好和研究者之间，此外，京师还为他们提供了多层面的交往路径和圈子，比如幕僚之间，或同人同乡之间，以及他们由核心圈层之外辐射到的外围交往圈层，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为每个学人营造了多重又整合于个人的京师交往圈，而这个交往圈又多有益于各自的学术发展，这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西北研究高潮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趋严重，俄国之于北方领土，其他各国之于我国西部和沿海的争夺，由此兴起了北方和海疆以至世界地理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西北研究高潮的延续。 到了20世纪之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是不断深化，尤其30年代，边疆危机已经达到了顶峰。为了救亡图存，民族主义空前的觉醒，上至政府下至社会各界，不少有识之士都积极致力于边疆地区的研究。虽然20世纪之前西北研究一直在继续，学人著述前仆后继，比如龚自珍、丁谦、王国维等人，但是基本上是沿着第一次研究高潮的传统在继续。其实毋庸讳言，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西北的研究尤其考查，外域势力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20世纪之后，随着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才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边疆学的发展，并且酝酿着新的边疆研究高潮的到来和新的研究特点的出现。可以说，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其后《地学杂志》的发行，可视为中国边疆研究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代表事件，标志着边疆研究由传统的师承关系向新式学术团体发展。而且有意思是，中国地学会最初是在天津成立，3年之后，便欲迁北京，张相文、章鸿钊、傅运森专程上书教育部，申请拨用公屋，先言地理学之于国家政治教育军事实业之重要意义，而后讲“独是地理调查之法，必须立总会于中央，设支会于各地，支会任调查之事，而总会集其成，始能巨细无遗，而收挈领提纲之效。今当组织伊始，宜先定总会地点，以正基础，夫调查全国事项，而谋中心集合处，则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最适宜允当。敝会发生之时，虽权住天津，今当移往京师，以谋逐渐推广，庶足扩张学业，而補裨实行。”[2]并得到了批准，并得京师国子监南学内的闲房十余间。可见京师之于学者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又在边疆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直到1928年南京政府的成立，南京边疆研究机构的确立以及南京学术文化力量的成长，南京的边疆研究才逐步上升，但仍旧可以说一直到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国家重心的内迁，北京的边疆研究仍旧在继续，西北研究以及传统上与西北研究密切相连的北部内外蒙古的研究一直都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清代嘉、道、咸之际宣南西北学人群体的出现 有清一代，边疆研究的开展，正如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并举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名家，如“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魌惇惇（垚）、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3]（P388）王国维也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4]（P475），应该说，梁启超之谓“显学”应该说是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的重要标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