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世文编”中的“西史”与“外史” 检讨史学在晚清的发展，王国维的审察也甚值重视。此一时期，乃王所揭示的有清一代“学术三变”之第三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582—586页。）所谓“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正显示晚清史学成长的一道独特景观——关于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注：瞿林东；《中国文化通志·学术典·史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81页。另外，研究者还揭示出“经世致用”传统，尤其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国粹派史学观念的影响，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8—209页。）但这样的研究是否是在史学的自主意识下展开，却颇值斟酌。原因无他，这道景观的形成，只是“经世致用”思想作用下的结果。因之，也有必要考虑各种“经世文编”中，史学论著是如何呈现的，具体选择的文章又有怎样的差别。基于此，史学的定位，换言之，史学走向中心究竟预示着什么，也更了然。 史学论著在“经世文编”中的“呈现”，由于学科分类上的困难，或难以判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援据历史”本是各种“经世”主张基本的论述方式，如魏源代贺长龄撰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叙》，就明示该书编撰的四项原则之一乃“今必本夫古”（其他三项为“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物必本夫我”）。（注：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贺长龄辑：《清朝经世文编》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页。）并且强调要注重研究当代之典制及其历史沿革：“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清朝经世文编》1，第7页。）这种“通经致用”的思想，阐明的是大义需直接面对经文始可获得，即所谓“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注：魏源：《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页。）这在《文编》中也随有体现，譬如“学术”类所选《衡王》一文，对此就有贴切发挥：“六经同体而异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识其体，识其体而达诸用。其述《易》也，于运行之智，有以知其时；其述《书》也，于变化之制，有以识其中；其述《诗》也，于兴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礼》也，于三才之接，有以达其奥；其述《乐》也，于九变之治，有以观其成；其述《春秋》也，于王道之轻重曲直，有以取其衷。”（注：汪缙：《衡王》，《清朝经世文编》1，第107页。） 刘广京称魏源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注：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64页。）这算得上见道之论。晚清与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俞樾在为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所作的序中说：“近来风会日辟，事变益繁。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设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开矿自昔有禁，而今则以为生财之大道，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陆，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才，且宽其格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注：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葛士濬辑：《清朝经世文续编》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页。）正由于此，不同文本实际构成“呈现”“历史”的基本资源。（注：参见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清朝经世文编总目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11章“晚清‘经世文编’的编纂”。） 贺编《皇朝经世文编》计分8纲65目。由于立于传统学术架构，正可据此检验后出之各种“经世文编”如何因应风气之转移。葛士濬即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其中最突出的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7目：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内中文字除我们熟知的那些洋务官员，以及出使外洋的外交官的奏疏文章，还收有丁韪良（W.A.P.Martin）有关外交的文章15篇，而引人瞩目的是将“算学”列于“文学”目下。按葛的见解，“《贺编》学术文学类于经子史学大纲暨诸儒论文，采取略备，而仍不及算学。”同时“天文、乐律实古圣法治之本原，而制器、测地尤近今经纶之要务，非可以一艺目之，况其致用尚不止此。阙而莫载，遗憾实多。”（注：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清朝经世文续编》9，第3页。）于是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3卷，列入“文学卷”。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这一情况也反映在1897年出版的盛康编《皇朝经世文三编》中。该书体例袭自葛编，卷首即是“学术”，分别为原学上、原学下、法语、广论上、广论中、广论下（附医理）、测算上、测算中、测算下、格致上、格致下、化学。就此而言，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的内容已有较大改观，然所做取舍，似乎又远不是那么一回事。譬如“学术”里列出“化学”，本已蹊跷，耐人寻味的是竟收有《中外化学名词异同考》、《物体凝流二质论》、《物体本原》、《电报》、《电学考》、《（问锻）煅炼金质试验熔度而电池之金何以必用一阴一阳方能生电说》等这样的文章。用不着特别指明，其中一些文章，归到“化学”，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