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阐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时，曾这样区分“新学”和“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40页。）这里将“中国史事”与“西史”分列于“旧学”与“新学”。其实，分别“中史”与“西史”，也非张之洞个人见解，乃晚清知识界的共同看法。1895年上海强学会开会，其“章程”述及学问之分门别类，就分出“中国史学”与“万国史学”。（注：《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1期，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92页。）梁启超1897年所作《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将“声光化电格算”与“农矿工商史律”作为西人之“述作”与“纪载”，实际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29页。）既如此，史学意义上之“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便是无法避遁的问题。 所谓“会通”，算不上新鲜字眼。郑樵早有言：“百川异趋，必汇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注：郑樵：《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明清之际中西重开沟通之局，徐光启即表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注：徐光启：《治历疏稿二·历书总目表》，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不只提出在历法上若中西“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还具体构想“度数旁通十事”，涉及中西多项学问之“会通”。（注：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徐光启集》下册，第332—338页。）到20世纪初年，致力于“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之《国粹学报》，尽管将“扬西抑中”视作“无识陋儒”之见，却也赞成“穷则必通”之理，并且强调“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注：《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然而“史学”如何“会通”，甚至是否有“会通”的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张之洞因新学、旧学“互相訾警”，曾大讲“会通”之要与“循序”之道，但所言及的包括了“西政”、“西艺”，却不及于“西史”。梁启超《新史学》也曾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似乎中西史学的“会通”，最不成问题。较之哲学、政治等新兴学科，史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也同样存在如何转化的问题。研究者从学科体制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即指明，“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注：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第2页。）因此，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学术重新分类及整合之际，或许只是增加了“会通”的复杂性。 显然，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涉及史学之现代遭际，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形成。关乎此，尤其是清季民初史学的走向中心，研究者已多有揭示。（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341页；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依拙见，除着眼于中国学术内部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对此的检讨，尚可结合“中史”与“西史”之“会通”加以考察。我想说明的是，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张扬的是“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这也构成中西史学沟通之基础；“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也为史家所关注。言及史学在现代中国之转向，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或不能离开对这些环节的考察。毕竟，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成长，是在中西历史“会通”的背景下发生的。基于此，则20世纪中国所形成的对史学的认识，当有更清晰的把握。 一 作为经世之“史学” 论者有关经学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的见解，提示我们注意，有必要立足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审视清季史学之走向，而问题还可追溯自周予同先生对经史关系演进脉络的勾画：两汉是“史附于经”，史学似无独立地位；魏晋至隋唐，史部始独立，为“史次于经”的阶段；宋至清则已有“经等于史”之议。（注：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4—697页。）这样区分经史之走向，或多少有些过于简略。关键在于，经史之界限并非足够清晰，经史之易位，恐也难下断语。（注：朱维铮先生即指出，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其内部的异端思潮，可以说贯串始终。同样的，史学范畴究竟何所指，也需斟酌。如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所谓“史学”，不但主张要以“义”为主，而且明示义之范畴，即是由孔孟到程朱的名数。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不过，围绕史学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关注史学地位的提升，基本视野离不开经史之间公开的或潜在的论辩，倒是不容置疑。 关于“经”之意义，尤其是对各种“经典”的阐述如何构成历代“学”与“术”的基础，此处不赘。（注：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90—203页。）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分属汉宋两大体系、作为传统学术主要形态的经学，构成了不同时代知识来源的主体，并且自汉代即确立了“通经致用”的原则。相应地，经史之间也长期存在着主从关系。陈寅恪“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的见解，常为学界征引，无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史学在宋代的兴盛，但这样大体接近对等的经史关系，似乎只是一个“特例”。（注：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71—272页。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第311页。）顾炎武所谓的“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廿一史废”，就明示了经学对史学的压抑，他也着意于挽救“史学”之“废绝”，以培养“通达政体之士”。（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84页。）而正是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得以彰显，按照梁启超的评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致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3页。）王国维也指出，清初学者“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582—586页。）张之洞说得更具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如论者道明的，明确指出三种学者可信，一种文人有用，而惟有经史学家出而“经世济民”，才有辉煌功业，道出了张之洞论学之“深意”。（注：张之洞：《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5页。同时可参见朱维铮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