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8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3-0103-06 袁世凯乃一代枭雄，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以其手握重兵为后盾，纵横捭阖，得以柄政，更进而帝制自为，终于在内外交困中撒手西去。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与之交谊深厚，而且加入筹安会，拥戴袁氏称帝，不能不成为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考察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始末，是研究严复政治思想的极好个案。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筹安会的关系以及严复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遵循着“早年进步、晚年倒退”的模式，即早年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大力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后来却逐步走向保守、反动，主张甚至支持帝制复辟，晚年列名筹安会即其明证（注：例如，周振甫先生将严复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衷时期”、“反本复古时期”（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40年版）；王栻先生在《严复传》一书中指出，1899—1911年的严复从进步转到保守，1912—1921年蜕变为顽固反动的准瘉堥老人（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陶菊隐先生说，严复在清末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自民国成立以来，“他的思想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页）；李泽厚先生在《论严复》一文中，也认为严复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稳健”（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马克锋《严复与袁世凯》一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严袁交往、严复品评袁世凯的情况，断言严复走上了一种文化上激进，政治上保守的启蒙之路（载《福建论坛》1994年第6期）。）。近些年来，针对分析严复政治思想前后期断裂的习惯性论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严复政治思想前后期的一致性与连贯性（注：例如，隋淑芬指出，严复是反对帝制复辟的，严复晚年“始终未曾后退到拥护帝制、后退到封建专制制度去，也没有不识时务地始终想要一个皇帝”（隋淑芬：《严复后期思想特征辨析》，《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糜长勇明确质疑严复后期思想倒退说（糜长勇：《严复列名筹安会后其思想并未倒退》，《镇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王民、邱勇强也指出：“严复在他的晚年，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仍然坚定地选择他终生信奉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而且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矢志不移”（王民、邱勇强：《严复政治思想论析》，《福建论坛》1999年第2期）。刘桂生等先生编辑的《严复思想新论》，收录了此方面的多篇论文，1999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具影响，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本论文即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及其晚年政治思想。 严复晚年衰病缠身，心灰世事，最相知的朋友当系熊纯如。熊纯如，名锡育，江西南昌人，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弟。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通信频繁。严复与这位忘年交倾心相诉，无话不谈，有一番夫子自道： 不佞生平答复友人书札，惟于吾弟为最勤，此非有所偏重于左右也。盖缘发言质直，开口见心，所不谓然，即于师友之间，无所鲠避，不为世故敷衍之语，故与之辩论，容易见极，一也；闻善则从，无丝毫护前求胜之思，聪锐既足以知言，诚恳惟衷于一是，愤悱之意，使人不为罄尽而不能，二也；至于悲天悯人之意，爱国保种之真，好贤若饥渴，疾恶如鹰鹯，即有过失，亦出于见理之未精，而非由于私欲之为用。不佞阅世数十年，求之交游之中，殆不多觐，此所以尊书朝颁夕答，常复累纸，所言虽不足为吾子之导师，而区区爱惜应求之心，亦可见矣。[1]（p647） 《严复集》汇编了辛亥革命后至严复逝世前10年间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109封，于政治、文化、个人生活，无所不谈，集中反映了严复晚年的思想与生活。本文所据资料大部分即来自这一批书札。 一 严复与袁世凯结识甚早，极为熟络，关系非同一般。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其时袁在天津小站练兵，与严氏等人过从甚密，纵论时势，无所不谈。据严氏回忆：“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2]（p356）此后10余年间，袁世凯曾多方罗致、延揽严复为其入幕之宾，严复始终不曾入其毂中，“萧然自远”[1]（p636）。严复自视甚高，不肯随俗浮沉。当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不愿趋炎附势；当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回老家“养疴”，严复又认为如许人才不用，殊为可惜。陈宝琛在严氏墓志铭中是这样记载的：“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蜂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3]（p1542） 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政权摇摇欲坠，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严复对急剧而来的革命与骚乱心急如焚，事变为他再次接近袁氏提供了契机。据其日记记载，12月2日，“四点，往谒袁内阁，得晤。”[4]（p1512）12月9日，严氏以福建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北京政府议和代表团赴武汉（注：袁世凯本拟请陈宝琛参与南北议和，陈氏与严复同为福建闽侯人，他表示，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去，要好得多了（详见冯耿光：《阴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7页）。），12日会见了黎元洪。23日，他在与陈宝琛的信中吐露了议和的内容，其中两条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