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5）03-0085-19 在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共有三次交锋，其中丰岛海战揭开了战争的序幕，黄海海战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威海卫之战则最终铸成了中国在整个战争中的败局。因此，从军事角度研究这场堪称海军制胜的战争，在中国方面就不能不考察北洋海军的表现，进而又必然要涉及到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评价。事实上，后世关于甲午战争的论著，几乎都对丁汝昌有或多或少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互见。观点的歧异，既是由于史料取舍、研究视角乃至评价标准的差异所致，也多少与论者有意无意地以后世之观念和标准加以臧否有关。 从丁汝昌前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后来能够成为海军统帅实属机缘巧合。他18岁投入太平军，后降湘军，旋即转隶淮军，统领过马队，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因朝廷裁兵节饷而解职回籍。在家赋闲数年后复出谋职，恰值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并物色海军统帅，遂于1879年被委为督操北洋水师炮船，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提督。其实在他统领北洋海军时，国内受过海军专业培训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前几届学生已先后毕业，其中赴英国深造的海军留学生也已相继归国。但在李鸿章看来，这些学生官未经战阵，军旅资历尚浅，毕业不久就让他们管带战舰已属重用，遑论海军将才之选（注：详见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此外，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 毫无疑问，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而且他统领海军时已经43岁，这个年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和专业基础培训的人来说，要在实践中精通近代海军这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显然是极为困难的。但因此就认定他始终是一个外行海军提督，未免有失公允。丁汝昌虽行伍出身，仅读过3年私塾，却晓畅文墨，能自己起草文函。细读其公私信函电稿，就会发现，他对舰队的日常管理、训练以及协调维修保障等海军业务已相当熟悉，且无不亲力亲为。惟因受自身条件所限，丁汝昌没有也不可能精通海军业务，对海军战略战术更是无从窥其堂奥。另一方面，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故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种性格与其专业素质缺陷相结合，又使他难以在受过专业培训特别是留过洋的部下面前树立应有的权威。了解内情的时人指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450页。）在战争爆发前夕，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在写给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密信中说：“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故“丁须即拔”（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丁汝昌是安徽人，而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主要军舰的管带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平远”号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张謇在1882年参与处理朝鲜壬午事变时曾与北洋海军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此时他与翁同和讨论撤换丁汝昌或有改变淮系集团控制海军的意图，但其对丁汝昌的评论还是言之有据的。 战前的这次关于撤换北洋海军提督的密议，虽未立即付诸行动，却预示着丁汝昌将是战争中朝野共同“高度关注”的对象。换言之，甲午战争对丁汝昌来说，将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时人因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带着某种感情（或情绪）论人论事，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后世论者在据时议评说丁汝昌时，还应注意了解甚至重建当时的语境；不但要研究丁汝昌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更要考察其周围各种因素对他的影响。 一、不利的开局 从理论上讲，北洋海军这支近代化的舰队，起码应是担负北洋区域作战任务的战役战术集团。而作为这支舰队的统帅，丁汝昌的战时职责应是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作战方针和原则，适时定下作战决心，或根据上级指令指挥舰队实施攻防作战。关于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实际表现，需要考察的问题应包含两个层面，即首先中国最高当局是否有明确的包括指导海军行动在内的作战方略和计划，然后才能谈到丁汝昌的具体执行情况。 实际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军事指挥体制。光绪皇帝无疑是最高的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咨询的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具体负责指挥战事的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参战兵力也主要是他控制下的淮系陆、海军。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都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常常是议而不决，苦无对策。年仅23岁的皇帝也不懂近代军事，但他一开始就极力主战。此外，慈禧太后虽已撤帘归政，却仍具有高于皇帝的权威，而她又是主和的（因为1894年是她60大寿庆典）。至于李鸿章，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敌日本，一方面又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因此希望通过外交努力来化解危机。清廷虽主战，但一开始也曾对外交活动抱有幻想，希望既能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又能保持朝鲜以及中朝关系的现状。于是，自1894年6月上中旬开始，李鸿章即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请求俄、英两国出面调停，同时与日本进行多方交涉，总理衙门也与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 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乞援请求，由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淮军1500人赴朝协助镇压起义，又派北洋海军“平远”、“济远”、“扬威”、“操江”等舰先后进抵仁川护商。不料，6月12日叶志超部在朝鲜西海岸南部的牙山一线登陆，6月16日不请自来的日军7000人即在仁川登陆，并有多艘日舰聚泊于仁川港。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和政治讹诈，李鸿章幻想以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来保全和局，惟恐局势恶化而不再增兵朝鲜，也未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和军事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