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4-0033-0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美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使“中华归主”而先发制人地虚构“黄祸”威胁之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人士曾据理批驳，以正视听。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持保守主义态度的辜鸿铭，也作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解答。由于辜氏的此类文章均用英文写作，而且发表在外国人所办的刊物上，因而对外影响可能更直接。但因此也就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1996年黄兴涛大量收入辜氏西文作品的《辜鸿铭文集》问世之后，才使读者发现，这个自命为“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怪杰，对“黄祸”论和“谁是魔鬼”这种挑衅式的问题，有着有理有据、极具价值意义的及时回应。 一 由于辜鸿铭能阅读多种西文，且广泛接交外国人士，故能充分了解西方喧嚷“黄祸”威胁的来龙去脉及问题的严重性，也能明确具体地对一些“黄祸”论者作指名道姓的批驳，体现出他言词犀利的论辩风格，而且有关批驳不是泛泛之论。“黄祸”论出现不久，他就尖锐地指出，论者显然不仅是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而是欧洲的“殖民政策”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才“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那幅‘黄祸’的著名图画”，即强调商业利益背后隐藏着殖民主义者的人种歧视和“文化战略”，把批评的矛头直指1895年绘制“黄祸图”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还明确地表示：“黄种文明本身如何会对欧洲人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实在让人难以思议。”[1]（p171） 西方“黄祸”论者的所谓理由多种多样，诸如中国人口众多，四出移民会占据各处的土地，“苦力”和“廉价劳力”会夺走白种工人的“饭碗”；中国人“仇外”、“排外”，“不开放”、“不守信用”，19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各省的“教案”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人抵制基督教；东方文化“低劣”，中国人“不文明”等等之类，可说不外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捏造或者夸大其词。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就曾当面对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非常聪明并有奇巧的记忆力。但尽管如此，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一个劣等民族。”[1]（p13）这种西方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及由此而来的傲慢与仇视，随着“黄祸”论的出现在日益蔓延和放大。 问题还在于，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虚构了“黄祸”图景之后，将会采取后续实际行动。1900年八国联军在镇压了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并迫使清王朝朝廷避迁西安之后，那个混迹中国多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撰文提出了他为消除“黄祸”所作的两个设想，“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军国主义瓜分，一种是在中国奇迹般地传播基督教”。赫德承认，鉴于中国地广人众，人民富有反抗精神，瓜分之后各国统治不易，因而最好的办法还是迅速传播基督教以征服中国的人心，“认为这样中国人民就会变‘乖’，成为友好列强的挚友，从而使欧洲摆脱‘黄祸’。”辜氏读了赫德的文章后辛辣地讽刺说：“赫德爵士怎么没有想到把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鸦片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1]（p133～134）他把基督教与鸦片置于同等地位，看出了西方列强要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的企图。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辜鸿铭，本来就视“道德力”重于“物质力”，一贯不以中国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为然，深信有悠久历史和发达文明的中国不可能被列强瓜分，因此他与孙中山先生略有不同。孙中山认为，欧美帝国主义标榜“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祸之祸”，其目的在“分割支那（中国），隶之为列强殖民地”[2]（p219），故回应重点首先放在警醒国人，迅速奋起革命以救亡，同时向世界表明中国强大之后也不会损害西方利益和在亚洲称霸。而辜鸿铭则把重点放在论证中国文明的高尚优美，说明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尤其反对西方用基督教使中国人从精神上“西化”的宗教战略。 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落后、中国人性低劣的一个根据是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对此辜氏指出，这只是一种“没有思想且讲究实惠”的“标准”或“尺度”。他强调，“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非常低下，但是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低下的一个证明”。那么，评判文明高下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呢？辜氏认为应该是道德教养所造就的生活态度，是待人接物的温良有礼。他强调说：“只要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夷、蛮子和残忍的野兽。”[1]（p116）为此，辜氏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从核心处作了对比。 辜鸿铭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一个依赖于希冀和敬畏（上帝）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的文明”。由于到了“现代”，人们对“上帝”的希冀和敬畏之情已不复存在，于是只有依靠法律、警察和军队等“外在”之物作为“一种约束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一语不胫而走；进而，“欧洲的军国主义”成了“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主要手段。简言之，现代西方文明靠物质力、强制力、武力来维持，因而富于侵略性。 而中国的儒教文明是“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文明”，“这一文明人们更难达到。而一旦实现，就能永恒持久，不衰不灭”，它不是出自外铄，而是“出自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1]（p177～180，182）儒教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它造就的中国人“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3]（p5，33）这种文明是一种道德的、从内心自发的精神文明，它从未构成对他人的威胁，尤其不会使用武力去危害别的国家和民族。相反，儒教文明曾给叫嚷“黄祸”威胁的欧洲带去光明和进步，“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而当时的自由思想“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1]（p174）也就是说，导致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启蒙运动”，就曾得益于中国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