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渐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认知轨迹。 一、统治阶层：疑虑与接纳 一般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传教士医师曾为康熙诊疗，《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注：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清光绪三十年北京救世堂铅印本，第37页。）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格外宠信西医和西药。此后，一些传教士医师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传教士医师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注：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清朝初年，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起初，康熙并未掩饰对西医的疑惧，前文所述，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病，康熙也没有立即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这种微妙的心态反映了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国人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成见，以至于康熙晚年出台禁教政策，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教会医疗昙花一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医学卷土重来，清廷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教会医师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扭转局面，争取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与信赖。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成为教会在华医疗事业之肇始。广州的官员一度产生了疑惧，还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但是未加干涉。伯驾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并“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伯驾曾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林则徐派人“送来了水果等礼物”（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伯驾很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6565。”（注：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林则徐的认可，增添了伯驾的自信。 1842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请伯驾看病，伯驾一开始还心存疑虑，出乎意料的是，耆英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他不仅送给伯驾一些礼物，还赠了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Ⅳ，p.472；Ⅶ，p.551；Ⅶ，pp.624—639；Ⅷ，p.303.）。从林则徐和耆英对伯驾的亲和可以反映出，清朝官员在禁教政策下对西医某种程度的默许和宽容。 当伯驾等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作为中国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打开了京城的局面，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首家诊所，即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1864年雒魏林回国，德贞接替他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起初，德贞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67年局面才有所转机。这一年，他接待了两个特殊的病人。一位是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德贞每天应邀为其子治疗胸伤。孩子的康复令大臣感激不已，他两次来到德贞的诊所致谢，还送给德贞一块题有“西来和缓”的楠木匾，将德贞与中国古代名医医和、医缓并称。让德贞兴奋的是，“这位大臣曾坚定地主张反洋观点”，而“现在友谊因此产生了”（注：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p.103—104.）。另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内阁大学士贾桢。1866年，贾桢因患脑震荡陷入轻度瘫痪。次年，德贞开始为他疗疾，痊愈之后的贾桢不仅亲自到诊所致谢，还和德贞亲切地交谈。由于贾桢是朝廷重臣，因而德贞在向伦敦会报告这两份医案时，不无自豪地说“它们（的成功）证实了偏见和排拒的障碍被迅速清除”（注：Report of Missionary Society 1867：p.103—104.）。 最令德贞得意的医案莫过于治好了荣禄的顽疴。1877年春，荣禄的腰部生了瘿瘤，自述“痛苦情形不堪言状”，几乎不堪收拾。德贞进行手术割除，不久，“患处日见起色，疮口日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大赞其“术技精深绝妙，夫乃叹人之少见者”（注：[英]德贞：《全体通考》，光绪丙戌孟夏。“荣禄序”，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所。）。另外，德贞曾任曾纪泽的私人医生，两人经常晤谈至深夜。同时，他与大学士沈桂芬、崇厚的友谊也可圈可点。德贞的医术终于打动了清廷，1871年，他被同文馆聘为第一任生理学教习，任教长达23年。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注：高晞：《西医传入过程中的京师同文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自此，在断绝了百年之后，西医再次进入京城。一些医师被召进皇宫为帝王和贵族们治病，清廷上下在心理和行为上开始接受新式医学。可以说，突出的疗效是西医在当时赢得清廷官员信任的唯一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