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1-0181-06 在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并生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意识形态系统。在中国近代，这类思潮也先后产生。当时，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背景为坚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保守思潮提供了土壤，而现代化的一再受挫和政治上激进主义的盛行又为文化激进主义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所以，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思潮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凡是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并在文化建设上持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立场者，均属文化激进的范畴；反之，就是文化保守派。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固然是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思潮，二者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也是一般研究者的主要着眼点。但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中国近代有不少文化保守人物受过西方的教育或影响；同样，文化激进者中也不乏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难道就没有共通之处？在此，陈天华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指出：“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这种守旧的念头，也就很重。”[1]（P23）确实，受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这些思潮与西方同类思潮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除了彼此之间的尖锐对立外，还表现出了思潮间的相互影响、启发、渗透的关系，而这一点却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一、双方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分歧曾被夸大，共通之处曾被忽视。其实，两大思潮在此存在着相互影响、启发的关系 （一）焦点之一：在如何看待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和联系 首先，究竟怎样看待文化激进者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反孔”和“反儒学”？ 在胡适的一生中，仅在“五四”期间表述过反孔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他在为《吴虞文集》写的《序文》中评价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2]（P154），这被有的人演绎为风靡一时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联想到20世纪孔子的霉运，在一些人眼中胡适自然难逃“祸首”之嫌。 其实，只要稍加深究，就可见问题完全不似想象的那么简单。“打”与“打倒”虽一字之差，但意义却天壤之别；而且，“孔家店”与“孔子”也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若仅凭表面理解就下论断，难免有武断之嫌。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对孔子是十分尊敬的。虽然在“五四”前后他一度将孔子看得低些，但后来评价又逐渐提高。如在1918年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还认为孔子是古代的诸子之一；到1934年写《说儒》时，就将孔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他说，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子（仲尼），一位是王安石（介甫），一位是张居正（江陵）；并说，“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3]（P297）。对于儒学，胡适后来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并“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4]（P220）。 胡适晚年对自己的儒教观有过一番解析：“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5]（P152—153）应当承认，这一总结是公允和实事求是的。 著名学者李济的一段回忆道出了胡适孔子观的实质。他说：“有一年（1948年），正好是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周年，胡先生说，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这话胡先生只对少数的朋友说，当时恰好我也在座。以后到台湾，胡先生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我想胡先生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6]（P157）至此可以断定，胡适的所谓反孔，实际上是反对定儒学为一尊，反对迷信孔子与儒家。曾有海外学者指出，胡适的反孔“只能了解作他只是反对盲目信从罢了”[5]（P137）。如果人们将这种思想上升到“反孔”、“打倒孔家店”的高度，则明显存在着夸大的成分。 其次，怎样看待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一生的三个时期：“五四”前后、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60年代初期。从态度和言辞上看，其批判是严厉的，有时甚至流露出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但是，我们不能抛开胡适表达这些言论的特定场合，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其思想；更不能仅以其某些言辞或一两个观点来代替对其思想的全面把握。在理解胡适的这类思想时，不能不考虑这样两个因素：一方面，在论战中，正反两方言语相激，越争辩分歧越大，持论越极端的情况十分常见，由于双方都难保持冷静，于是就说了一些“过头话”，实际上双方的真实意图均非如此；另一方面，在言论不自由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满现状的胡适借反传统来反专制，对以维护传统、反对西化自命的国民党指桑骂槐的情况也是有的。如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确立初期和60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运动因“雷震事件”而严重受挫时，他都大发反传统言论，以收指桑骂槐、发泄愤懑情绪之效。胡适去世后，他所在的“中研院”同人的祭文中有言：“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7]（P204—205）最后，还应指出，自40年代起，胡适的文化思想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回归和认同的趋向，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