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5)03-0040-10 义和团运动涉及中国和西方多个国家,因此义和团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努力下,曾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伦敦大学在2001年也召开了一次有中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为不同学术背景的中外学者提供了最直接的交流机会,它的中文出版物更直接使中国学界看到了当代北美、欧洲及日本、韩国的史学思想是怎样应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那么,作为中国研究者,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国学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与西方的知识体系由于在学术传统及理论方法、学术训练和学术资源上的许多差别,在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会体现出许多不同来。这种不同,有些是由于占有史料的不同,比如他们接触西文资料、日文资料就像我们接触中文资料那样有直接便利,新材料既能解决老问题,也能提出新问题和得出新结果,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另外的不同则要复杂一些,例如理解问题的视角和维度不同,比如义和团起源问题,在同样的中文材料范围内,用多维的分析比单线的追溯在建构的知识上就有极大的差异。再有就是所谓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比如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研究,比如后现代理论,应用到义和团研究中也出现了新的成果。因此,对开放以来围绕义和团研究的专题交流,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梳理,可能会使我们对这些外国学者的理路有一个超出经验层面之上的认识。 一、1980年会议:义和团起源的再探索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方兴未艾,中国史学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史学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随之召开。1980年11月14日到20日,第一次义和团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除了来自全国28省、市、自治区的本国学者外,也邀请了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义和团研究者。大会宣读的论文计一百余篇。[1](P1)最终在论文集中发表的有33篇。中国学者的28篇文章大致可以分成8个方面:理论与方法1篇,义和团运动评价6篇,义和团源流4篇,运动特点4篇,清政府与义和团4篇,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2篇,义和团的社会背景3篇,义和团口号研究2篇,教案及史料各1篇。外国学者5篇文章分在两个方面:1篇是义和团的评价,另外4篇是义和团起源的研究。这是开放以来中国和西方学者在义和团研究领域的第一次相遇和对话。双方兴趣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论文中有相当数量涉及到如何看待义和团的历史地位,80年代的义和团会议和60年代的会议相比,学者较多地开始对义和团采取所谓“一分为二”的做法,通常基本肯定义和团反帝的一面,但也指出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负面行为和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研究》此前发表了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该文激烈抨击了义和团运动所具有的封建蒙昧主义一面,也藉以批评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正如王学典后来指出的,这是在“道德史学”传统下借历史题材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中国学者的第二类论文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特点,如运动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几个特点,或者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这类文章属于对运动个案的细化和梳理。总起来看,这次会议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所及仍反映出建国后史学新传统的走向。 外国学者的5篇论文中,除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文章大致可以看成是对义和团研究几个问题的一般性评论外,其余4篇全部集中在对义和团起源的探讨。因此,起源问题是中外学者有共同兴趣的领域,也是真正展开了深刻学术对话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一直有团练说和白莲教说的重大分歧。那么,到底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沿着传统的考证路线,利用档案、文献及调查资料,追寻义和团究竟来自什么组织。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如果义和团是来自曾经发动过反清起义的白莲教,那么义和团可能天生就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属性。路遥始终认为义和团在组织源流上与白莲教有某种联系,下连诸拳会与八卦教分支结合,具有明显的旧式农民斗争的特征,因此认为义和团是有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1](P92)程啸从追溯乾隆、嘉庆朝义和拳入手,认为义和团运动既不是白莲教——义和拳的直线延续,但又承接了农民战争中教门与拳会结合的历史传统。[1](P60)徐绪典的论文一方面肯定民间拳会与义和团的联系,一方面又否定了在组织上白莲教与义和团的关系。徐文最新鲜的是第一次指出了白莲教与天主教、基督教关系,用西方史料证实了许多白莲教徒加入基督教,并引起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对立。[1](P113) 外国学者讨论源流的有4篇论文。日本学者佐藤公彦的思路与中国学者比较相似,也是通过梳理历史,追踪八卦教与义和拳的关系,并且认为劳乃宣指出的白莲教与义和团的关联性是有某种“直观正确性”的。[1](P518-519)但美国学者的观点则非常不同。包德威文章的题目是《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他引用新发现德国圣言会资料,说明在义和团发源地有大批白莲教徒加入教会的事实,有力地动摇中国学者肯定白莲教与义和团关系的说法。包文认为“有了处在义和团发源地的圣言会及其邻近的耶稣会曾吸收了大批白莲教徒入会的这些资料,我们就能进一步证实义和团源于团练一说是正确的”。他强调“义和团运动中的白莲教成份,包括据称他们反对朝廷的叛逆性格,实际上只不过是该秘密会社信奉的多种神灵及其异教思想给运动蒙上了薄薄一层宗教色彩而已,并不能表明义和团与白莲教两者之间有任何根本共同之处。关于基督教皈依者与白莲教之间存在的任何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实,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义和团起义在记载着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1](P544-545)包的观点并不新鲜,施太格和戴玄之早就认为义和团源于团练。包文尽管在义和团与团练的关系方面没有找到新的证据,但他用大量白莲教徒加入基督教会的新证据,至少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学者仅仅强调义和团源于白莲教的观点,在资料上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