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5)01-0003-07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社会进步是协调发展的结果。孙中山在规划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时，通过研究中国的国情，反思西方发展的经验，形成了协调发展的理念。他不仅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重视产业的协调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拟就孙中山的协调发展观作一初略探讨。 一、发展目标的协调 孙中山在谋划中国的发展目标时，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1.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孙中山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总是有连带关系的”，“中国政治不良，经济不能发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297,376-377,572,399,391,367页。）而要改良政治，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指出，国家的贫弱，都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有的因地小而贫，有的因地瘠而贫，有的因民少而弱，有的因民愚而弱。但是，中国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且聪明无匹，四大贫弱的原因，中国无一具有。那么，是何原因使中国陷入贫弱的境地呢？孙中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实行的内外政策。为使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孙中山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制度，“要使国家富强，必先有一善良政府”。（注：《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应当说，孙中山已认识到了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作用，将政治变革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 2.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孙中山认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389,377,253、393,250,397页。）。他认识到了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因而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同时进行，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孙中山指派胡汉民创办的《建设》杂志，其宗旨就是“从精神上、物质上谋国家及社会之建设及革新”（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3页。）。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孙中山一贯重视“改造人心”，将“心理建设”置于《建国方略》的首位。在他看来，中国的许多传统社会意识和文化习俗，具有很大的守旧性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禁锢与限制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因此，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变革落后的传统意识，扫除陈旧的思想观念。孙中山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2页。）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心理建设”，以“改造人心”，打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观念、新意识。 3.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孙中山既关注经济的发展，也重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孙中山深切同情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为广大人民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使广大人民普遍过上幸福生活。他说：实业的中心“就是在消费的社会”，而消费问题“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297,376-377,572,399,391,367页。）可见，孙中山对于民生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把它提到了政治、经济乃至历史活动的“中心”的位置。孙中山认为，人民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解决。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2页。）孙中山还认为，要满足全国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关键在于发展工业。因此，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的具体方案，强调这是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根本。 另一方面，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孙中山主张防患未然，避免贫富悬殊的流弊或恶果。在他看来，欧美“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贫富之悬隔”甚大。（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比如，“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孙中山指出：西方各国“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他强调：中国应当设法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贫富不均，防止少数富人专利，防止垄断资本家的产生，而这正是他倡导民生主义的出发点、着眼点。他说：“民生主义的事实，最要紧的是均贫富”（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297,376-377,572,399,391,367页。）。因此，孙中山非常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协调，以避免中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 可见，孙中山在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时，注意到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是宏观层面的协调，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