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5)-01-0001-20 1922年的中国，尚处于新旧交替，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北方军阀弄权，南方人心离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矢志不移，坚定北伐。1922年4月，孙中山将军政府的大本营迁至广东韶关，因为广东省长陈炯明倒行逆施，阻挠北伐，故孙中山将其免职，而重新任命一位年逾八旬的坚定支持者兼任广东省长要职。陈炯明心怀怨恨，6月公然叛逆。而这位接其省长职位之长者，蒿目时艰，悲愤填膺，竟于6月23日在广州遽尔仙逝。孙中山闻讯悲痛，称颂这位长者曰： 能于危疑震憾之际，泰然不易其所守，自以与于缔造民国之役，不忍见为武人政客所败坏，故以耄耋之年，当国事犯危难无所恤，卒以身殉。（注：丁贤俊：《伍廷芳传》，见罗明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卷，第280页。） 孙中山满怀激情所称颂的长者，不是别人，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伍廷芳。 其实，伍廷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丁贤俊、喻作凤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搜集大量海内外史料，辑成《伍廷芳集》，由中华书局于1991年出版。该书搜集了伍廷芳的大量文稿。香港大学的张云樵先生亦对伍廷芳进行长期研究，指出伍氏“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然冲挹的风仪”（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湾联经，1987年版，扉页。）。他认为“伍廷芳博士为清末外交史上及民初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凡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人，无不同表景仰，而深致惋惜的！”（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自序。）张先生穷数年之力，搜罗了大量的有关伍廷芳之中外文资料，撰写了《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广征博引，深入分析，获得了很大成功。当然，除了张博士之外，还有不少中外史学家分别对伍廷芳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故称伍廷芳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因此他非常珍视这份友谊。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因此，伍廷芳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但是，日本的外交官们在与伍氏打交道时，却与伍氏态度大有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职责，表面上他们也称伍氏为朋友，可是，他们似乎并未把伍氏视作真正的友人，而是把他看作是提供重要情报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作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我们一直是把伍廷芳作为一个清末杰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孙中山对伍廷芳更是推崇备至。 其实，友谊、情报、革命家，都是伍廷芳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长河中不同色彩、不同侧面的表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人物本来就是纷繁复杂，多彩多姿的，我们何必非要把他简单化呢？ 一、封建朝廷里的洋律师 有清二百多年漫长历史中，由朝廷任命的重要官吏，何止成百上千，但是，却没有一个系统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凭，然后在香港又从事多年本职工作的律师。唯一的例外，就是伍廷芳。因此，厘清伍廷芳的成长过程，对于了解伍氏后来同日本的复杂交往是必不可少的。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原籍广东新会，生于南洋，其父伍荣彰在当地经商。三岁时随其父返回广州，居住于广州芳村，且由当地塾师讲授传统学问，尚未及考试，两广地区就爆发了以洪秀全领导的起义运动。局面动荡，课业中辍。后来伍氏得香港之亲友及外国传教士相助，转赴香港求学。从咸丰六年(1856)到咸丰十一年(1861)，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曾在该地高等审判厅担任译员，同治八年(1869)又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注：丁贤俊：《伍廷芳传》，见罗明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卷，第273页。） 但是，对于志存高远、抱负宏大的伍廷芳来说，他是不甘于只作译员的工作的。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用平日所日积月累的薪俸，转赴英伦，自费留学，且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奋发图强，刻苦攻读西方法律知识。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是当时西方社会培育青年绅士的摇篮。至于华人社会攻读西方法律者则未之前闻”（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1页，。）。两年后伍廷芳由该校毕业，并通过专门考试，取得律师证书，且以通晓商务、中外律例、万国公法而闻名于当时。 光绪三年(1877)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伍廷芳又返回阔别多年的香港，而轩尼诗爵士亦于同年前来香港就任第八届香港总督之职，且对伍廷芳信任有加，于1878年推荐伍廷芳为掌法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此举“为全港华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荣。虽然香港是一个绝大多数华人的社会，但当时只有欧洲特出的人士才有资格被委任为太平绅士，而伍氏则是一八四二年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华人获得该项荣誉的。这是港府对服务社会有卓越贡献人士的褒扬”（注：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