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5)02-0111-08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属于近代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因而在学科建设方 面，近代思想史研究总是处于近乎“侍女”的地位。加上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属性 ，因而它也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一样，因缺乏明确的学科身份而不受重视。“婢作 夫人”、“附庸蔚为大国”，非笔者所敢企求；然而，康德论哲学与神学之关系的一段 话，对于正确认识思想史的地位，认定思想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属性，却极富启迪性。他 说，在当时德国大学神学与法学结盟的形势下，“哲学系在这种结盟势力的面前只占有 一个很低下的级别。例如，据说哲学就是神学的侍女——但是人们并没有正确地看出： ‘她究竟是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前面擎着火炬呢，还是在后面曳着长裙呢?’”[1](p .129)经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论证，哲学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比神学更高一级的“高 级意识形式”和独立学科，终于“婢作夫人”了；笔者在本文中则试图论证，通过中国 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大问题和九大关系的合理解决，使其成为“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 的前面擎着火炬”的“侍女”，是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一门学科，而不 在于为其争一个什么优越于其他学科的地位。思想史学科的地位，不在于别人如何看， 而关键在于自身的学科建设。 一、关于如何解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独立的学科属性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有着极其复杂的关联，简直让人有“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如何合理地划定各学科的特殊界域、确定思想史的特殊的学 科属性，就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 正确处理以下三大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哲学史的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哲学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围绕着“道器之辨”、“本末之辨” 、“体用之辨”所展开的哲学论争，无不反映着近代思想家对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纲常 名教的不同态度；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哲学论证，与其“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相联系；“问题与主义之争”，渗透着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 的不同哲学理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把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不写成哲学史，实在 是太难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将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哲学史分别开来吗?有。这办法就是确立思想史与 哲学史的史料筛选原则，即：区分“思想”与“对思想的思想”，或“对时代所提出的 问题的思考”与“对问题中的问题的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那些直接 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论说，是思想者们对迫在眉睫的社 会问题的思考；而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则不同，它是对那些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 想的思想”，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的问题”的思考，这才合乎哲学是“对思想的 思想”、哲学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的本性。把这一原则确立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譬如谭嗣同，哲学史应重在论述其“仁—以太—心力”的学说，而思想史则应重在论述 其“画之尽变西法之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譬如孙中山，哲学史应 重在论述其“生元”说、“知难行易”说和民生史观等等，而思想史则应重在论述其关 于民族、民主、民生的学说及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再如胡适，哲学史应重在 论述其“实验主义”和“不受人惑的方法”以及“善不易明，理不易察”的理性幽暗意 识，而思想史则应重在论述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充分世界 化”的文化观。如此等等，皆可依此类推。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要人为地加以割裂。哲学作为“对问题中的 问题的思考”，无疑对思想史上的“问题的思考”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依据；本体论 意义上的哲学形上学的理性，更发挥着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终极意义上的合理性 依据的作用。所以在写思想史时必然要顾及哲学的影响，只是无须多著笔墨而已。思想 史研究者是否具有深邃的哲学眼光，对于提高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水平，亦至关重要。同 时，近代哲学史要反映中国哲学的特殊的实践品格，也必须兼顾其如何结合“问题的思 考”来深究“问题中的问题”的特征，简要论及其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哲 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分，说来也简单，只是重点不同罢了。 第二，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近代文化史的关系 给“文化”概念下定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哲学意义上的“文化”，乃是相对 于自然状态而言，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人类学、民 族学意义上的“文化”，是指“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人们的信仰、习俗等等。社会 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文化”，则大致相当于“社会心理”的概念，如政治学研究“政 治文化”，其实就是研究人们的政治心理。而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就几乎是无所 不包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演化，都在其研 究的视野之内。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诸层面的 演化史，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加以思考、选择、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的历史。 因此，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实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古今中西之争”，既是思想之 争，也是文化之争。如何凸显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大难 点。 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确立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史料筛选原则。在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心理或 社会心理的意义上，文化是思想的土壤，思想是文化的升华。西方文化的输入在社会各 阶层中所引起的心理反映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演化，都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 论说、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所谓“精英”，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的代 言人；“精英”们之间的思想纷争，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心理纷争的表现。例如 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的心理，就表现为大学士徐桐的奏章、叶德辉等人的《翼教丛编》 ；而近代市民阶层的心理，则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论说。要在徐桐、 叶德辉等人所代表的义和团式的心理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代表的近代市民 阶层的心理之间寻找一个“平均值”，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 ，只需把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心理作为背景来处理，而论述的重点只能是有充足的文献依 据的精英思想。在文化问题上，只需讲述他们在中西文化之争中表达的思想见解。至于 民间对于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输入的心理反映和由此所引发的不同的行 为态度，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信仰和风尚习俗的改变等等，那就是文化史所要着 重加以研究的了，思想史大可不必越俎代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