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5)01-029-07 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些报刊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 版面讯息量大，有些还存在时间很长，堪称是中国近现代的史料宝库之一。它们在中国 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巨大作用；可以说近现代史的研究离开了 报刊史料，会有好多问题无法深入下去和不能说清楚透彻，这将是不完整的史学研究。 因此，我们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地发掘和利 用报刊史料，以进一步开拓各个领域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一、近现代中国报刊是一个史料大宝库 报刊史料是人们对近现代出现的报纸及期刊上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的统称。中国近 现代报刊的产生和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近代中国出现了创办报 刊的第一次高潮。在1895～1898年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创办的报刊 约在50种左右。全国各地这期间出版发行的报刊则达74种。(注：参见赵建国：《近代 中国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博士论文稿)，第14页所列之图表。)紧接着，在清末推行 预备立宪新政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潮高涨的20世纪初年，又再次出现近代中国人办报 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新报刊达20 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 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注：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 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这一时期的报刊数尚有100余种一说。如《时报》1905 年3月13日的《宜创全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称：“我全国所有之报纸合计不过百 种”；又天津《大公报》在1905年的调查表中虽列出中外文报刊302种，但却指明其中 有150种已佚，继续出版的为152种。见《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 01年版，第523页。《时报》和《大公报》的上述统计，显然未及1906年以后的报刊。) 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近代中国报业界曾一度出现过其黄金时期。“据统计，武昌 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 。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记录。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 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 汉等地。其中在北京出版的约有50多种，占1/9，最多；在上海出版的有40多种，次之 ；以下为天津35种，广州30种，浙江20余种，湖南11种，武汉9种；连僻处西南一隅之 地的四川省，也一下子出版了23种报纸。”[1](P676～677)袁世凯1912年窃国后不久， 曾大肆砍杀革命的报刊，以至酿成了“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数锐减为140种左右。1 916年袁世凯毙命后，全国之报刊又有所振兴和发展，仅北京一时并起者就达70多家。 至于全国各省在近代到底共有多少报刊?现尚无法得出全面的统计数字，不过已有专门 的研究显示：仅湖北省近代实际创办的报刊总数就在“300种左右”，而目前见到的“ 报刊辑录”中收有191种。[2](P1～2)由湖北—省办报之情形，不难想到全国各省在近 代所办报刊的数量之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和新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现代史上的报刊当然要比近代的 报刊数多得多。现有资料表明，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和支持的政府机关 与团体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创办的革命报刊就至少“有4505种。其中按历史时期 分：中国共产党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报刊322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884种；抗日战 争时期1579种；解放战争时期1710种。按编印单位所属组织系统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 报刊2469种；群众团体报刊1026种；人民军队报刊1010种”。[3](凡例)对于新民主革 命时期各省市的革命报刊情况，目前尚无法尽知。笔者从2001年出版的《广东革命报刊 研究》一书中，统计出广东各地区1919～1949年的各类革命报刊约有779种，其中五四 运动前后出版者32种，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版者157种，土地革命时期出版者173种，抗 日战争时期出版者272种，解放战争时期出版者145种。由广东一省之情况可以想到全国 各省所办现代革命报刊之多。需指出的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除有上述众多的革命 报刊外，尚有反动统治阶级阵营出版的大量反动报刊，及外国侵略势力在华创办的一些 报刊，还有社会民间力量所办的为数不少的所谓中立性报刊。总之，中国现代史上出现 过大量的各类报刊，它们为我们保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研究资料。 近现代中国报刊不仅种类众多和数量庞大，而且还因它们发行的面广，其中有些又存 在时间很长，所以这些报刊史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不易消失。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报刊 ，都在国内外设有代销网点，其中不少销量在一二千份、几千份到万份间不等，且多有 超出万份者。如《时务报》的销量，创刊初约4000份，第一年“在八千份左右，第二年 传播至万二千通，代售处计达109所，遍布全国70个县市”，销数“最多时达一万七千 份”，(注：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台北商务印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 ，第178页；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徐 谓该报半年后销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份。)《民报》每期“一般印万份左右，最高 销数为一万七千份”；[4](P113)《新青年》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发行所74个，新加坡 有分发行所2个，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5千多份”；在1934年中央苏区的34种大小报刊中 ，“《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的发行量都达2万份以上” 。[5](P98，96)有些报刊的发行数甚至多达十几二十万份。如《申报》的销量1912年时 为7000份，1917年“增加到二万份，后来发行到十五万份(1932年)，成为著名大报”； 《新闻报》更深受工商界及广大市民们的欢迎，“销量最多达到20万份，创近代报刊发 行史上的最高记录”。[6](P3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