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文的说明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是一次历史上少见的来自中下层的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 合唱。我对此已有专文介绍。(注：拙文《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见《明 清论丛》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该文已经太长，且写作时的关注点，在 于我所感兴趣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诸方面，而对于外交与军事的内容，并没有涉 及。本文专论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与外交的内容，也是该文的补篇。 戊戌变法的原动力在于外，即德占胶澳(青岛)、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 湛江)，列强瓜分中国的言论第一次大风行。在此期间发生的司员士民上书，其关注点 也多在于此，由此产生的对策很自然是相应的，即军事与外交。用军事的手段来对抗， 或用外交的手段来柔远。毫无疑问，这批上书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军事方面或外交方面 的专才，除个别人外，并没有军事或外交经验。也因为如此，他们的言论才更具有广泛 性，代表着当时清朝的中下层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及其相应的救时对策。 从事后的历史观察来看，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边疆危机，似还属于历史的偶然。列 强此时并无统一的计划，以先后对中国下手。此是德占胶澳引起了骨牌效应。列强虽有 在华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意识，但尚在初步的阶段，还未到达实施的阶段。然在当时， 由于青岛、旅大、威海、湛江等地的依次相让，处于悲痛中的中国人不知此情将伊于胡 底，对局势的未来发展相当悲观。这种情绪致使清朝中下层官员提出的军事、外交诸策 ，不可避免地带有紧急应对的意味，缺乏从长计议的通盘考虑。这也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大背景。 从数量上看，在现存的275件上书中，涉及军事与外交的数量甚多，但专论军事或外交 的上书数量却有限，这说明了上书者的兴趣之所在，也说明了他们的军事与外交的专门 知识之有限。本文的重点，在于介绍，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发表和介绍史料；这 种介绍不侧重于他们的对策中今日光辉依稀的闪亮点，而是寻求他们最为一般最为普遍 的关怀，由此观察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以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迈过时空，切入于 当时，至少接近于当时。 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资料，我还不能了解绝大多数上书者的个人情况。对于他们中的 许多人，惟一可知的，仅是上书时的头衔，我只能将其头衔照抄引上。当然，对我比较 了解的上书者，也会尽可能予以介绍。本文由于引用史料甚多，且皆为中国纪年，为行 文方便起见，本文使用中国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历。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介绍，必有取舍，决不可能是全面的照搬。取舍必 有我主观的认知，由此，我的结论并不可能是客观无误的。我希望后来者对此问题的认 识，也不以我为止步。对这批现存的司员士民上书的多人阅读、并由此产生多种结论， 是消除一己之见的惟一方法。 二、军事对抗的方案——民团 如果说戊戌变法的政治指导者大体是以西政、西法、西学为改革方向的话，那么，可 以说，司员士民上书中关于军事改革的内容则与之背道而驰，其主要的建策，是建设一 支平时不离乡的准军事部队——民团。 湖南永州府新田县举人何镇圭在条陈中请将武科、团练合之为一。他认为，团练今多 视为具文，而武试未废，如果两者合而为一，即可由武生兼为团董而成一大系统，且武 生由此可得激励，西式枪炮也无私藏之弊。他拟定章程10条：其一是以武生编团，大县 500、中县300、小县200，由此一省约得两万，全国可得兵四五十万；其二是各州县设 一团防总局，公选董事，地方官为之监督；其三是宜在空旷之地设立营地，以便检阅及 防堵；其四是选武童时仿西制，以身材及胸围作标准，并以9年为限，年满退为“藏兵 ”；其五是枪炮由团董购办，官给持有枪械的文凭；其六是教习由官派，多用武备学堂 之人；其七是储饷多方筹划，除劝捐外，另从田房契税浮收1成，并从宰猪洋药等项抽 税；其八是团练局正董每月银20元、副董14元、武童1元、什长4元；其九是武童每年训 练7个月，正月至二月，八月至十二月；其十是武试归地方官，改试枪炮。(注：何镇圭 条陈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6/19。原折无日期 。据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及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上于七月初四日。本文 所引档案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不再注明。)何镇圭的方法是参用西法，另 建一常设的以武童生为主体的民团系统。若以已知的军事史作为参照系，可以得出结论 ，这种民团并无与列强武力相抗的能力，至多只能维持地方治安。且这一庞大的民团系 统不是由官来把持，而是由绅(局董)来控制，对清朝而言，也有政治安全的问题。何镇 圭的条陈上得较早，当日奉明发谕旨：“著兵部归入变通武科事宜内，一并妥议具奏。 ”该条陈并送慈禧太后。(注：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山东登州栖霞县优廪生于翰镇在条陈中称：清军“以之制敌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 。即生所居之地言之，大兵所过，民人皆携妻子老幼迁于山谷之间，以避其焰。逃兵一 至，淫暴之惨，尤令人不忍卒叙。”他认为此为将帅之责，宜用激励之法。而他的一项 重要建策是设立民团，寓兵于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