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是人们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总理论。这一理论是怎么来的呢？ 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他并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联系起来作为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在马恩原典中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作为专门揭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却并非来自马恩，而是来自列宁。具体说，是来自列宁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 本来，“半殖民地”一词是列宁著作中的习语，同时，列宁也用“半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的状况。列宁的这些讲法是其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将其提炼出来专门指导中国革命，则始于共产国际二大。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时，列宁在强调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同时，两次使用了“半封建”的讲法。后来，列宁的上述论断由共产国际二大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很快成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列宁的论述有两个基点，一是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二是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这两个基点的确定，表明列宁不愧为革命导师，其目光的锐利和概括的精当在当时无与伦比。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就是列宁。 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还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列宁的“指明”只能是“理论原则”上的。他既“没有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也没有就两个基点的相互关系（例如主次关系）做出论述，这样，就为后来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人认同半殖民地的定性而对半封建的定性却不置可否 因为列宁对半殖民地的论述比较充分，对半封建却着语不多。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便形成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接受列宁的二元架构，普遍认同半殖民地的定性，却对半封建的定性不置可否。例如1924年1月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三次指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廖仲恺等人，也都从这一观点出发去观察中国社会。孙中山本人虽然认为不应称中国为半殖民地，而应叫次殖民地，实质上也接受了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信徒，同样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其立场当然更加明确。可是，中国到底是不是半封建社会，却未见他们明确表态。以《邓中夏文集》为例，多次出现“半殖民地”的讲法，却一次都没有使用“半封建”。很明显，列宁所确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二元架构，为上述政治势力所一致接受。可这种接受仅仅是理论原则上的，并未予以细化。这就留下了可讨论的余地，一旦进入具体论证的阶段，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谁主导谁的问题，必然会提到桌面上来。可是，在20年代前半期，由于列宁和孙中山都在世，莫斯科与中国的局势大体良好，这种理论上的迷糊状态一直维持着。 国共合作政策引发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估价中国社会的“封建”性 国共合作政策加重了原有理论原则中的张力，把问题摊到了桌面上。国共合作政策由莫斯科于1923年正式提出，当时即遭到托洛茨基等人反对。到1926年，列宁和孙中山均已去世，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争斗日益白热化，国共合作局面则出现危机的症状。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作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政治交锋的组成部分，先是在莫斯科展开了。在交锋中，两派均以列宁所确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架构为基点，然而却向不同的方向倾斜。托派向“半殖民地”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斯大林派则向“半封建”的方向倾斜，直至认为封建关系在中国占优势。 由托派的观点向下引申，则中国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式，不然就会吃亏。 斯大林派则认为，既然中国是封建势力占优势，则其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因此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很显然，争论的焦点不在“半殖民地”，而在如何估价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在1927年春夏时期达到高潮，双方均抛出一批重量级的论文，这期间，国共合作遭到失败，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从而为争论涂上了浓浓的悲壮色彩。国共合作的失败，又为新一轮的争论提供了现实的动力，从而拉开了中国国内社会性质论战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是从六大开始的，但六大决议依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 以莫斯科大交锋为背景，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中国国内不仅国共两党发生分裂，而且两党内部也发生分化与分裂。中共承继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线路，并将他们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逐步修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说”。 早在1926年，中共文献中就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字句。例如该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就使用了这种提法。不过，中共自觉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论证，却是从六大开始的，其最直接的原因，又是为了肃清托派的影响。 六大前，中共对托派进行了组织清理，但托派的理论影响并未肃清。为此，在斯大林、布哈林亲自过问下，苏联学者瓦尔加为六大纲领草案起草了初稿，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周恩来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六大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六大所通过的决议案，认定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并没有一味接受苏联人的观点。六大决议的论断远比斯大林、布哈林的论述科学，但依旧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