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陶水木,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邮编:310012

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汤寿潜积极策动清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并极力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皇族内阁”的出笼,加以领导浙路斗争的艰难经历,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即已转向共和。汤寿潜倡议并积极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是为了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在建都地点和总统人选问题上,他的主张经历了由都鄂举黎到都宁举黎,再到都宁举孙的变化,这都是根据客观实际作出的抉择。在南北和议问题上,汤寿潜坚决反对议和、力主北伐,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反袁之士。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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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时期是汤寿潜一生活动中最活跃的时期,他参与发动和组织了立宪运动、收回苏杭甬铁路运动,及都督浙江、援宁北伐、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重大事件,给清末民初历史以重大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还不充分,有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汤寿潜的几个问题作些讨论,以求教同行。

      一、汤寿潜与立宪运动

      汤寿潜是著名的立宪派首领,时人常把他与张謇并称为“张汤”。但与张謇、汤化龙等立宪人士相比,学术界对汤寿潜立宪思想与活动的研究显得很薄弱。

      汤寿潜是戊戌政变后较早主张立宪并极力策动清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的立宪派人士之一。

      自1895年郑观应首先提出君主立宪思想后,1898年康有为通过光绪帝在中国首次进行了君主立宪的尝试,虽然这一尝试当年即被慈禧太后以暴力扼杀,但变法革新、追求民主政治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三年之后,西太后颁布了变法谕旨,推行“新政”。虽然慈禧所说的“变法”遵循的仍然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路线,但维新派、包括部分官员纷纷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彻底改造中国政治。于是,中国兴起了颇具声势的君主立宪思潮。

      汤寿潜是较早宣传君主立宪的人。1901年8月,汤寿潜写就了《宪法古义》一书,虽然我们现无法找到该书,但从汤氏所写的该书“叙”及现能看到的该书纲目看,这是他立宪思想的第一次集中阐述。汤寿潜在书中强调了立宪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只要立宪就能成为头等强国。“夫西人绞无量数生灵之血,始得此数十条之宪法,日本行之而效矣。中国急起直追,但求有真精神灌注其间,酌中外古今之宜而通之,遂为头等国不难。”他驳斥了君主立宪有害于君权的观点,强调指出:“宪法者,民权之虎符,而亦君权之后盾。彼疑立宪之有损于君权,非真知宪法者也。”他把立宪看作是巩固清王朝的法宝,以打动统治决策者,这是他宣传的策略之处;同时他强调宪法对于保护民权的作用,视之为“民权之虎符”,这样就把民权和君权这两种对立权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减少立宪的阻力,汤寿潜重在论证宪法是中国所固有的东西,并非是舶来品。他说:“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渐腾于时,然只知宪法为东西所已行,不知宪法为中国所固有,”因此,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胪举东西国宪法所许之权利,一一证以中国古书,……使中国人民知宪法为深渊之珠,远游之子,循而求之,故所自有,未始非考求宪法之一助。”(注:汤寿潜:《宪法古义叙》,浙江省萧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以下简称《史料专辑》),1993年3月印行,第466、465页。)

      汤寿潜不但宣传君主立宪,而且极力策动中央和地方权臣赞成并奏请清廷实行立宪。1903年6月上旬,汤寿潜与张謇、张美翊、张元济、赵凤昌连日商谈,策划说服清廷赞成立宪。次年6月初,汤寿潜又与张謇、张美翊等商议策划推动清廷政治改革事宜。5日,由宁波人张美翊以学生身份向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寄呈说帖,建言“改定宪政”。3个月后,汤寿潜通过浙江宁海人章梫(一山)连呈瞿鸿禨二函,其一是鼓动瞿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宪法之义,走以渎吾师者三年余矣。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其二是向瞿献策,说“今有一笔两用之策,莫妙于考求宪法为词。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我若有所输入,星軺所莅,无不全国欢迎;入手得势,暗中与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于水乳。否则,如此专使游迹,不容独遗俄国,唯以宪法为名,彼中无可采访,不妨弃之如遗。”(注:《汤寿潜致章一山函,光绪三十年八月一日,转引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50、51页。)经汤寿潜等的策动,瞿的立宪态度转趋积极,他面奏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并“自请亲赴欧美”。瞿是深受慈禧信赖的军机大臣,他的态度转为积极,对慈禧作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有重要影响。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从日本、欧美考察宪政回到上海后,汤寿潜与张謇、赵凤昌等先后4次谒见,“极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正式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随后,汤寿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真正实行君主立宪方面。

      清廷发布仿行宪政后,汤寿潜欢欣鼓舞。他在给瞿鸿机的信中说:“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注:《汤寿潜致瞿中堂函》,光绪三十二年,转引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74页。)但汤寿潜并没有以清廷诏谕仿行宪政为满足,当他发现朝野上下部分顽固守旧分子对宪政阳奉阴违,使宪政“名与实违,甚或有假新政以罔民而误国”时,当他意识到朝廷在有意无意延宕宪政时,他又投入了敦请实行真立宪和速开国会的活动。

      预备立宪上谕颁布不久,汤寿潜即在《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中表示了对新政的不满,提出了立宪的4项主张,敦请政府仿照西法,真心实意实行立宪,不要借立宪罔民误国。(注:汤寿潜:《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1907年),《史料专辑》,第515页。)同时,他和郑孝胥等人两次电请清廷要求速开国会。是年12月底,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联合旅沪江浙绅商200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并被选为副会长,积极参与筹备立宪,推动朝廷立宪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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