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7；F532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4434（2005）01-0128-07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由他的铁路功能观、铁路建设观、铁路经营管理观组成。拙作《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对其铁路功能观已作了详尽而系统的阐释[1]；拙作《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对其铁路建设观和铁路经营管理观已稍有涉及，但重点在于阐明孙中山思考这些问题的思想来源[2]。在明确了为什么要建铁路之后，如何建设铁路，是近代中国许多先进的思想家在考虑的问题。铁路建设，规划先行。铁路规划不仅关系到铁路建设的成败，而且关系到铁路建成后功能的发挥。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的铁路规划有过深入的思考，以往的研究者对此关注不够，因此，有深入探讨其铁路规划思想的必要。 关于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目标的思考 明确的铁路建设总体目标，既是铁路规划的前提，也是铁路规划的最根本的依据。铁路建设的总体目标可分为铁路建设的总里程数与期限、路网布局的总体要求及其在整个交通运输格局中的地位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果构成了对路网基本框架的宏观规划。 关于铁路建设的总里程数，孙中山在民元和制定《实业计划》时进行过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在民元，他的看法在不断地转变。1912年7月22日，他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演说时以美国人均拥有铁路数为参照提出第一个看法，认为应建设350万里的铁路。后由于对美国铁路总里程数的了解有所变化，这个看法又在改变。他给《铁路杂志》的题辞称当时的美国已有120万里的铁路，按人均拥有的铁路里数，认为中国应建设480万里的铁路[3]P567-568。此外，孙中山还从铁路密度的角度以美国为参照提出了另一种相对模糊的看法。1912年9月19日，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他指出：“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吾国将来铁路尚不止此，在吾辈毅力何如耳。”[4]（P473-474）中国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筑超过80万里的铁路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提出这些参照性目标是为论证他的可行性目标服务的。其可行性目标是在10年之内建设20万里铁路。1912年8月12日，他致函宋教仁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3]（P404-405）。 但时人对孙中山的这个目标仍持怀疑态度。孙中山在多种场合以世界铁路建设为例证对此进行了多次可行性分析。在他看来，在10年内建设20万里铁路确实是有可能的。在多年革命的奋斗遭受挫折之后，孙中山在上海撰著《建国方略》，在其中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后文简称《实业计划》）里，他对自己长期思考中国铁路建设的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提出了中国铁路建设的系统规划，在篇首即确定建设10万英里的目标，10万英里为30多万里，超过了民元确定的20万里目标。虽然孙中山没有明确提出这30多万里铁路的建设期限，但从他的一些表述中可知这也是一个10年的期限。他曾说：“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4]（P376-377）笔者通过仔细研读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铁路建设规划的内容，发现他规划的六大铁路系统共106条干线、7条支线，实际铁路里程约7.7万英里，并未达到10万英里。对此，孙中山有所解释，他说：“上部第四计划所预定之路线，约共长六万二千英里。至第一、第三计划所预定者，约一万四千英里。除此以外，并有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十万英里。”[4]（P376）巧合的是，孙中山计划的铁路实际里程数在20多万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隐隐地证明了他于民元时对铁路总里程数规划的思考。 在探讨了铁路总里程数之后，路网如何从总体上进行布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第一次谈话时说：“我的志愿是愈急速愈好开始我的建设事业，开始建筑我所计划的中国铁路统系。”[5]（P179）可见，建设中国铁路系统是孙中山关于铁路规划的总体布局的最根本的思想，而后来的《实业计划》中第一计划第二部、第三计划第三部、第四计划第一至五部正是他对中国铁路系统的全面规划。对路网的总体布局，孙中山曾有过比较理想化的观点，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指出：“至就中国目前而论，则必须各省府州县皆筑有铁路，以利便交通，使土地出产可以输出。”[6]（P568-569）“各省府州县皆筑有铁路”是一个理想化的总体布局要求。1912年8月，他给宋教仁的信则提出建设20万里的铁路“纵横于五大部之间”[3]（P404），使每个民族地区都建有铁路，这是一个相对务实的要求。是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对此有进一步的思考。“横贯全国各极端”的观点要求将铁路通达各边疆地区，规定了路网的总体范围和规模，而“各省省会均将成为铁路中心”则是对“各省府州县皆筑有铁路”观点的务实修正。孙中山称：“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3]（P490）关于铁路中心的问题，他说：“各省之省会均将成为铁路中心，路线将由此种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从每一省会出发之路线，将多至八、九条不等，由此观之，似乎中国之铁路过多，但吾人须不忘全国地域之广阔也。”[3]（P491）这两个原则在他的《实业计划》所规划的中国铁路系统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根据他的规划，有5条以上铁路线交会的城市有广州、拉萨、东镇（他设想中的东北交通枢纽）、南京、武汉、西安、库伦、成都、重庆、东方大港等，在西北、西南、高原和东北铁路系统中，通达边境地区的线路至少有9条。 铁路网是整个交通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整个交通网内各种交通运输资源合理配置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也是孙中山铁路规划的又一个总体要求，也是反映铁路在整个运输格局中地位的重要问题。在1912年6月25日的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观点，在他看来，铁路在整个交通运输格局中应该居于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要确保铁路运输的这种地位，其内部路网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一个重要前提，在路网规划上就必须注意经线与纬线的搭配，铁路的效益问题也取决于线路之间的相互配置关系。孙中山很睿智地发现了这个问题。1912年9月14日，他告诉北京报界的记者说：“京汉、粤汉均系贯串南北干线，兄弟所计划者，则均系贯通东西干线，既不与原路并行，亦不与原路冲突。”[3]（P468）当时其线路规划的重心即在东西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