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经》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影响

——以“上帝”译名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英明,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7; 徐庆铭,江西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7 张英明(1952— ),男,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常务理事; 徐庆铭(1952— ),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圣经》马氏译本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它成为洪秀全获取西方基督教《圣经》知识的真正源头。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圣经》马氏译本的变异和洪秀全的误读,给这个回合的中西文化对话带来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圣经》马氏译本中的“上帝”译名对洪秀全最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助于他创造性地形成区别于基督教的“信仰中心”,走上创立新宗教之路。通过运用中国文化改造西方文化的方式更新中国文化,是洪秀全接纳西方文化的显著特点。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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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5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1-6597(2005)01-0131-05

      所谓《圣经》马氏译本,指的是19世纪初叶由马礼逊完成的《圣经》中文译本,亦即《神天圣书》。长期以来,马氏译本与洪秀全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笔者拟拾遗补缺,对此进行专题探讨。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启发了他仿效基督教创立新的、独立发展的天教[1](p62~67),这是译者始料不及的。“上帝”是犹太教、基督教、太平天国天教共有的形似神异的“信仰中心”,构成了这三种宗教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本文研究马氏译本与洪秀全的关系问题,择取了该书“上帝”译名问题为切入点。

      一

      马礼逊(1782—1834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伦敦会受本国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激励,致力于海外传教事业,其目的是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和东方世界。1807年初,马礼逊从高斯坡神学院毕业,接受伦敦会的派遣,前往中国开辟新教区,同年9月抵达广州。在以后的20余年间,他除了曾经返英度假3年以外,一直在广州和南洋传教,成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基督新教的开山祖。

      伦敦会对马礼逊来华传教寄予厚望,尤其希望他能够将《圣经》译成中文。《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和《新约》构成。《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它用希伯莱文写成;《新约》是犹太教希腊化的经典,故而用希腊文写成。基督旧教(天主教)规定《圣经》的解释权归教皇和宗教会议垄断,认为“自由的《圣经》就跟魔鬼差不多少”[2](p284),因而不允许《圣经》翻译成为世界各地民众的普及性读物。正因为如此,在马礼逊之前,西方基督旧教尽管已经在中国传播多年,但始终没有出现过一部内容完整的中文《圣经》,更谈不上拿到社会上让它流传。基督新教认为《圣经》是唯一的信仰权威,人们对它享有直接研习以及独立领会的资格和权力,从而通过《圣经》和“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以后,出现了翻译不同语种《圣经》的热潮,《圣经》成为普及性读物。马礼逊为完成伦敦会赋予的使命,从1808年开始翻译《圣经》,1913年,《新约》(马礼逊取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圣书》)中文本译成,并于次年在广州出版。不久马氏又和米怜合译《旧约》,于1819年译毕,同年在马六甲出版。1823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将新、旧约译本合并出版,将其总名定为《神天圣书》,史称“《圣经》马氏译本”,它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

      19世纪初叶,清政府仍旧推行禁教法令。《神天圣书》是违禁书籍,加上部头大,计有线装21册,且印数有限,因而很难在中国广为流布。于是,《神天圣书,的节选本便应运而生,它就是梁发1832年刊印的《劝世良言》。该书“内载《圣经》多章,皆出于马礼逊译本,另研究《圣经》题目及其他发挥教理之论文多篇”[2](p30)。可见,它是对《神天圣书》的节录和解读。梁发节选本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豁然明晓,更可以随身出入,携带不难,阅读亦便”[3](p99)。马礼逊对《劝世良言》作过校订,认为它节选精当,“实远非欧人所能及也”[3](p167)。梁发决意将它分送给中国人,认为“这是传扬圣道最能实行的方法”[3](p165)。于是,他冒着遭官府查办的风险,在广州多次利用童试、乡试的机会,向应试考生散发《劝世良言》和其它布道小书,其数量动辄以千本、万本计。《神天圣书》通过《劝世良言》在岭南广泛传播。此外,继梁发的节选本之后,郭士立等人还为《神天圣书》出过修订本,并于1840年前刊刻出齐,史称“郭氏译本”。

      洪秀全最初通过《劝世良言》和《神天圣书》发生联系。据简又文先生考证,洪秀全是在1836年赴广州应试期间获得《劝世良言》的。[4](p1606)后来他将该书和“天酉异梦”相互印证,发现它原来是“上帝”赐予的“天书”,是“一切真道的基础”[2](p31)。1847年,他在广州罗孝全主持的教堂研习《圣经》期间,曾交给罗孝全一份书面材料。这份材料“详述了他几年前在广州得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书。以后他在病中见到一种景象,他说,这使他证实了他从书中所读到的信仰,由此,他成了一名追求真道和更完善知识的问道者”[5](p402~403)。由此可见,《圣经》马氏译本通过《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改变人生信仰和志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另外,1847年洪秀全将《圣经》中文译本带往广西紫荆山。一般认为,它是郭氏译本。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曾经刊印《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据夏鼐先生校勘考证,其中的《旧遗诏圣书》大致依照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6](p44)而《新遗诏圣书》采用的是马氏译本。夏春涛先生依据西人记载,认为太平天国所刊《圣经》系据郭氏译本。[7](p44)笔者认为除宁波刊本尚需存疑外,太平天国不论采用的是郭氏修订本还是马氏译本,都属于《圣经》马氏译本系统。另外,梁发的节选本也属于该系统。因此,洪秀全所受的影响,说到底主要来源于马氏译本。换言之,可以说,马氏译本才是洪秀全获取西方基督教知识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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